罗志田：治史者不要玩弄文字游戏变动的时代，常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一是对自我以及他人的认同疑惑，一是思想解放，多见惊人之语。前者导致很多人考究“我是谁”的问题（包括大我和小我），后者则引出各式各样的异见奇说，让人眼花缭乱。两者均与历史直接关联，盖任何“我”的认同主要来自本人和他人对“我”自身的记忆，凡失忆者即难知“我是谁”或“谁是谁”。而思想解放之后，常能思平常所不思、言平日所不言；但创新的基础来自温故，外来的激荡，要和内在的积累相结合，才能有所创获。若游谈无根，甚或妄人妄语，则误己误人。以历史记录和著述的持续及连贯而言，中国可说是世界之最。而对历史的重视，也非比寻常。在“经”的崇高地位被确立以前，“史”是礼法之所从出，也是行为和决策的思想资源。在近代经学被推出历史舞台后，史学又曾一度登上高峰。胡适推动整理国故时，甚至说国故就是中国文化史。到1940年，林同济更说，“用历史以激发未来，……在中国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办法了。从这点看去，史学在中国似乎是注定的百学之王、百政之始”。林先生的依据，不仅有长期的历史经验，也因从“五四”到抗战，“中国学术曾经过了两度热闹思潮的洗礼”，代表着“中国学术迈进中的两阶段”。前者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端，后者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引动。重要的是，“两期的产生，都是由一部历史著作发出号箭。这里面也许深藏意义”。所以他预感，“第三期学术思潮的展开，将莫是也有待于一部历史书的启发吗”？几年后就发生了政权的更迭，学术思潮不待史著而大变，学政治的林先生自己，也不得不改教英国文学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史学为尊的现象仍在延续：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里，一个学科通常只有一个研究所，而与历史相关的研究所则至少有三个。不过那是真正的绕梁余音，与百学之王的昔日风光相比，史学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在全社会都强调“有用”的世风激荡之下，“历史有什么用”的外国疑问，早已引进中国，前些年尤甚。其实，史学的功能之一，就是将人类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活动重建出来，以使其不朽。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没有史学，则许多人创造的“历史”就可能湮没。人类各族群的文化认同，也必须将该族群中许多个人的行动连接成一个历时性的整体，方得以凸显。正是历史记忆的维持，让我们确知“我是谁”，以及“谁是谁”。然而林先生对以史学为表征的思路是不满的，他略带抱怨地说：“中国民族是最富于历史性、‘述古性’的。二三千年来，我们好像已发展了一个思维习惯——要‘证今’必定要‘援古’，要‘察来’必定先‘观往’。甚至可以说，我们非观往，便感得无从察来。”这或有误会，且是有代表性的误会。借《易经》的说法，史学首先要“彰往”，不能让人类的往昔湮没；然后要“藏往”，维持人类的历史记忆；进而还要“察来”，知道人类怎样可以比过去更好。历史之“有用”，亦在于此。过去不少人以为藏往即是想要复古，察来则是妄图预测，这是极大的误解。如章学诚所说：“古之糟魄，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负面者如此，正面的亦然。知道历史成败的教训，或有可以摹仿或规避之处，但历史的重要不在于此。我们认识和了解到自己或他人过去的成败，不仅是可摹仿，也不仅是可规避，更不必是想要预测未来；温故知新的意义在于，过去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曾经有过的机会和选择，也可以提示我们是否进行了足够努力，更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大至人类，小到个人，如果不能比过去做得更好，前景绝不乐观。梁济曾带着“世界会好吗”的疑问和希望告别人世，面临着已被过度开发的自然和日呈纷乱的世界，我们必须比过去做得更好！如果我们真能比过去做得更好，明天自然也会更美好。这就是历史重要之所在，也彰显出史学的意义。历史从业者请记住林同济的警示：“治史者不要等闲弄文字，糟蹋了这个‘大人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