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问题——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内容摘要]本文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特别是复兴的现代性研究）的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而分析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之间关联，并指出了我们应有的选择:强化问题意识,立足我国特定的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的现代性经验，避免重蹈其覆辙，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现代化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关键词]西方现代性理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近年来，现代性成了大陆学界的热门话题，社会学、文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争相谈论。现代性之所以更有亲和力，原因可能是人们感到它比后现代与我们的距离更近些。现代性概念在大陆学界的流行一方面受到国外近年来的现代性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汉语学界学术转向有关，即重新反思传统、关注近现代传统变迁与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现代性，就是正视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西方现代性研究的学术背景出发，围绕近年来国内对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讨论，探讨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及其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联。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谱系在当代西方学者的使用中，现代性（modernity）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种意义，而且在目前的现代性研究中都可以找到分别对应与这三种角度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其意义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经院神学，modern直接来自于意大利语modernus，它是由拉丁语“modo（最近、刚才）”演变而来的。对“现代性”概念颇有研究的姚斯认为，这个词5世纪就存在了，指的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发展的过渡期，当是也出现了古代（antique）和现代（moderni）的对应词。(姚斯的《LiterarischeTraditionundgegenwat,inLiteraturgeschichtealsProvokation,Suhrkamp,1970,pp.11—57。详见詹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或H．Steffen编的《现代性的面相》（下），Gotingen，1965年，pp.154。见刘小枫《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情绪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Calnescu）提出了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待现代性的视角，认为现代性概念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中蕴涵的宗教世界观，与特定的时间意识密不可分，即在“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1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法国，19世纪前半期才开始使用“现代性“（modernite）这个词。但波德莱尔（CharlesBaudelaire）的界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因其强调对“现时”的体验和把握，而具有了在现代性概念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沿着“经验”的路径，就有了本雅明、齐美尔等人建立在对于体验上的对现代性的阐释。与此不同，还有马克斯·韦伯、马克思、曼海姆（K.Mannheim）等社会学家从理性分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相似的关注，但彼此又各具特点。这种状况既奠定了之后的现代性研究的基础，又为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埋下了伏笔。其实，“现代性”是个涉及多种领域、有多种内涵而又不乏内在紧张关系的概念。正如汪晖所言，“现代性概念是一个时代概念，古代和中世纪是作为‘新’时代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和时代是其关键词。但现代性这个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分裂的和具有内在冲突的概念。”（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见《学人》，第6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现代化研究曾经是欧美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现代性研究才逐渐归于沉寂，大有被后现代研究吞噬之势。1976年，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