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治污原罪账本企业治污原罪账本2013年2月27日，江苏盐城滨海县。钟诚站在厂门外，抬头看着雾霾弥漫的天空――这是他的纺织厂春节后复工的第二天。他担心如果雾霾持续下去，纺织厂会收到停工的通知。这时突然人声喧哗。不一会儿他就已经被十几个气势汹汹的村民包围。“停工！”“赔钱！”钟诚很快弄清事情原由：这些村民在大棚里种植的十几亩海水蔬菜几天来相继死亡，他们认为是纺织厂污染所致，因此找上门来讨说法。他并没有多做一句“工厂昨天才开工怎么会在几天前就引起蔬菜死亡”之类的解释――谁听？只有实实在在的补偿才能平息村民们的怒气。企业治污，这无疑是个略显沉重的话题。进入2013年，各地PM2.5的爆表，山东潍坊企业偷排污染地下水被曝光等环保问题出现，将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再一次推上风口浪尖。中国企业是否如外界想象般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利益？企业在治污这一问题上究竟负担起多少社会责任？记者实地走访江苏、山东、河南、江西等地一些重污染企业，试图还原一些真实的片段。治污只是为达标？企业治污是为了达到政府的标，政府治污是为了达到上级的标，在这样的达标式治污模式下，有偿排污，以罚代治便成为“治污”的主要手段。钟诚的长恒纺织有限公司是江苏盐城滨海县最普通常见的纺织企业。记者见到钟诚时，他刚送走了一批前来“讨说法”的村民。他淡淡地告诉记者，“环保部门前两天刚来检查过，厂里的污水排放是达标的。”在钟诚眼中，治污和达标之间基本可以画等号。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企业主的观点，记者在山东、河南、江西等地走访企业同样发现，大多数企业主治污的初衷是为了达到政府要求的排放标准，以保证不被罚款。达标式治污究竟谁之过？滨海海岸线上散布着众多化工企业，但滨海并不是长恒诞生之地。2013年2月，一份由公益人士制作的“中国癌症村地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其所统计的200余个致癌危地中，盐城独占其三，其中便包括盐城阜宁县古河镇洋桥村。上世纪90年代末，钟诚初到盐城时，建厂地点正是洋桥村。村头道边或粉红或荧绿色异常鲜艳的河水，是他对这个村落最深刻的印象。2004年，随着洋桥村三年内20余人因工业污染死于癌症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他的企业和当地众多企业一起被下令搬迁，因此才来到了当时正在大力招商引资的滨海县。“搬迁”这个字眼，在各种治污消息中出镜率颇高。搬迁式治污正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典型“治理”方式。但是企业搬走了，当地环境也许能达标，污染却只是在不同地点间进行转移。在这种达标式治污模式下，记者在江苏盐城走访的数+家企业中，绝大部分企业环保科的日常工作都有两个共同要点：一是派人在通往排污口的各条道路上蹲守，一旦发现有类似前来检查的“可疑人员”，马上通知工厂关闭阀门，停止排放，二是由环保科长直接负责，与各级环保部门、检测站“搞好关系”。要搞好这种关系并不复杂。钟诚告诉记者，两个细节可以证明当地政府的立场，一是检测站每次来人，都是开车走大路，只要站在大路边上就能发现。“农村并不像城市，如果真要查，即便再派人‘蹲点’，也不可能看到所有能到达排污口的方向。”二是每次上级环保部门有检查时，他们这些企业，总能“幸运”地提前得到消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而牺牲环境，几乎是公开的事宴。以滨海为例，这个县城的GDP总额中，工业产值占去了近314的份额，这个曾经碧海蓝天的渔村，芷被自己一手创造的GDP所绑架。企业治污是为了达到政府的标。政府治污是为了达到上级的标，在这样的达标式治污模式下，有偿排污，以罚代治便成为“治污”的主要手段。2003年7月，我国开始向所有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征收排污费。一方面，尽管目前我国的环境责任制原则是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然而这一原则在大多数企业身上只局限于污染者付费的层面；另一方面，在不少企业主眼中，缴纳排污费反而让他们彻底摆脱了对于环境污染最后的亏欠感，“即便超标，也能通过支付罚款来解决”。治污是个无底洞？在专家的眼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企业治污不力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企业主们看来，即便在现行有偿排污机制下，治污的成本压力也早已超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