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形成“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一派。我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也都研究过。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创立三民主义。”——孙中山《与张国焘的谈话》。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孙中山1896年至1899年流亡欧洲时，正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蓬勃之际。宋庆龄晚年回忆说：“（伦敦蒙难期间）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了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宋的回忆恐怕多少有些时过境迁的味道。与孙氏同时代的梁启超曾说过，“孙逸仙，他不是个学者，他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这一描述，应该是客观的。孙氏对社会主义兴趣的由来，除西欧之外，另有“东洋传统”——1903年，孙氏流亡东京，曾与日本《共产党宣言》译者幸德秋水就社会主义问题交换过意见。同年，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905年初，孙氏访问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即第二国际书记处），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孙氏请求第二国际“接纳他的党为成员”，并“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适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在后来的一封致第二国际的书信中，孙氏恳切地请求：”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超越欧美，用“社会主义”将中国“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从学习资本主义文明迅速转向对社会主义的热衷，孙中山的转变，其实代表了20世纪最初20年里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就是：知识分子们不但希望赶上欧美国家，完成救国的重任，而且希望一劳永逸地超越欧美国家，完成强国的使命。孙氏说：“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我们现在提倡改革，决不能够说学到了像现在的欧美便算是止境，便以为心满意足。……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中国驾乎欧美之上。改造成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孙氏在欧洲发现了“社会主义”，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国家富强与民生困苦之间的巨大反差，造就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孙氏自此开始批评其早年一意效仿学习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现在欧美两洲，像法国、美国既没有皇帝的专制，人民很可以说是极平等自由，民权可算是极发达。但是只能说到民有、民治，还说不到民享。试看他们国内的平民受资本家的压制，穷人受富人的压制，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铁路大王，一人之富可以敌国。那般平民和劳动者连面包都找不到手。这是何等不平等的景象呢．所以欧美现在便生出贫富不均的大问题来了。”（1921年12月7日在桂林军政学界欢迎大会的演说，《三民主义是使中国造成新世界的工具》）孙氏说，“今日之欧美”因为早年改良政治之时不注意社会事业，种种社会弊病泛滥，已到了“则欲收拾之，而转无从”的地步；既如此，那么尚在追赶西方的中国该怎么办？孙氏觉得社会主义正是医治欧美制度弊病的良药，按孙氏的设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行，一劳永逸，一举超越西方，越过资本主义进入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905年，孙氏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正式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关于“民生主义”，孙氏说：欧美各国不注意社会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中国当吸取教训，否则“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