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移民与江南城镇市场南宋的大规模移民，在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经济变迁与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成果①。本文试图揭示南宋移民对城镇市场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产生与发挥则从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特征的比较人手进行分析，南宋移民的特征又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中来把握，以期从更大的视野对移民的历史形态及其与经济变迁的互动形成清晰的认识。本文聚焦于移民数量最大的江南地区，以临安的事例具体分析这种作用的深度；在宏观层面上，则从南宋江南市镇兴起的移民动因进行考察。本文在资料运用上也力求有所突破，挖掘了宋史学者有所不及的明清方志中辑录和反映的宋元史实，并利用宋元话本的细节描述。一，南南宋江南的移民特征移民具有不同类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经济环境中移民的形态及其作用迥异。移民经济可能出现边缘化、或主流化、或有机融合三种趋势②。在历史上，移民及其后裔容易形成自我封闭性群体，东晋的南迁家族与侨州郡县是其极至。客家人在闽粤赣地区，筑土楼自保，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自我延续。在近代的东南亚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相对独立地发展，强烈地表现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内部网络化联系。南宋移民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制约表现如何呢?两浙路是宋代经济最为发达之域，形成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市场体系。随着宋廷南迁临安，成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③。南宋江南的北方移民为数之巨在历史上是少有的，移民的迁入不是一次性，而是源源不断的连续现象。这一基本特征已为学术成果所证实。本文要强调的是，与以往的移民潮相比，南宋移民的政府强制色彩较弱，家族共同体在移民中的作用也不强，由此形成自身的特色，进而发挥不同的作用。——————————————————①吴松弟在《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的辽宋金元时期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全面论述了南宋北方移民及其对南方经济与文化的影响，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则强调了北方文化尤其是开封文化向南方的传播。②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将土著印第安人赶向山林，反客为主，移民经济主流化。欧美唐人街则是一种典型的边缘经济形态，海外华族作为少数民族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中。泰国等地的华族则与当地居民有机融合，华族经济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分割。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5。政府强制性迁徙与家族举族而迁，定居后往往形成凝固性与封闭性的经济单位。历史上曾多次迁徙豪强，唐代长安尤为突出。这是一种政府的制度性安排。---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两晋之交的移民南迁，则往往是举族而迁，筑坞堡自固，东晋政府实行侨州郡县制，以集中安置大部分北方移民。世家大族作为汉魏以来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在迁徙过程中及定居后进一步加强，宗主、豪族与所谓宗亲、乡党、部曲、门徒、义附等逐渐结成不可分割的牢固整体“乡族集团”①。南宋江南的移民，虽然史载多称“扈从南迁”，但大多不是政府强制性的统一安排；虽然也有举族而迁，但不复为主流形态，移民多以个体与小家庭为单位。白话小说中，南迁者多是小家庭，常见者二三口而已②。这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的成熟与独立性增强相关，同时也与市场的发展相关。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至宋代已趋于成熟，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经济体在北方的成熟，家族与庄园的经济功能弱化，已经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也不再成为移民单位。另一方面表现于个体小农家庭恢复和重建经济体的能力增强，江南现有的经济基础已足以容纳小家庭单位的开发，甚至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不像东晋时期必须以乡族集团为单位才足以进行经济开发。移民抵达后，通过租佃或购买小块土地，就能较快恢复个体农耕经营。市场的发展也有利于移民的迁徙与谋生。水陆交通与运输工具，沿途市场补给，使小家庭能完成迁徙行为。依靠江南市场的机会与潜力，在城镇内外或交通要冲处启店谋生，或做点小生意，像《夷坚志》中不少此类事例一样，以小本经营也能迅速在城镇市场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