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建构历程的再探讨石丽荣摘要本文通过梳理近现代中国关于“国家”构架的发展历程，探讨了现代中国在“国家”构建上“超克”“民族”与“文明”的复合机制。特别分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缩影梁启超对“国家”认识及其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联。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国家”建构的分析为当今国家间文明冲突的解决提供借鉴意义。关键词民族文明国家：D031：ADOI：10.16400/j.cnki.kjdks.2017.12.069ADiscussionontheConstructionCourseoftheState——Between"Nation-state"and"Civilization-state"SHILirong（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Beijing100089）AbstractBycombingthedevelopmentcourseoftheframeworkof"state"inmodernChina，thispaperprobesintothecompoundmechanismof"transcend"，"nation"and"civilization"intheconstructionof"nation"inmodernChina.Tofigureoutthecourse，theauthoranalyzedLiangQichao'sthoughtontheconceptof"state"andtherelationofhisthoughtandMeijiRestorationinJapan.Thisessayisintendedtoprovidesomesuggestiononsolvingtheinternationalclashesofcivilization.Keywordsnation；civilization；state0導言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潮东来，近代文明第一次真切地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辱国亡家之痛的同时，还引发一系列对于“国家”建构的讨论。从满清朝廷到有识之士在国家危机面前，无一不欲力挽狂澜、改弦更张，在“国家”建构的问题上更是相互龃龉。从魏源、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从孙中山旧三民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新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主义的号召，建立抗日根据地，到毛泽东天安门城楼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按照“民族—国家”的线索辐射开来，形成了关于“国家”建构的历程。从表面来看，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关于“国家”建构的纷争不休终于在1949年新中国的一锤定音之下落下帷幕，但实际上，在当今纷繁复杂、文明冲突不断的内外形势下，中国从未停止对适合中华民族、文化的“国家”建构模式的探索和发展。基于此，本文拟通过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对“国家”建构的历程，分析中国这一系统复杂、结构庞大、糅合民族与文明问题的有机体，研究其失衡与调整的过程，管窥当今中国“国家”建构的本质和意义。1艰难的“民族—国家”转型“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三国演义》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概括，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在时间的横轴上，天下国家、儒家文明成为不变的恒量。尽管在朝代的纵轴上，朝代几经更替，但在所参与的变量微乎其微的情况下，中国历史的抛物线足以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就在明清交替之后，原本历史正常衰变的抛物线，在“全球化”的前夜被卷入到了另外一场暴风骤雨之中。满清康（康熙）、雍（雍正）、乾（乾隆）三代君王或通过战争，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部；或通过宗教手段，如对蒙藏的佛教政策、金瓶掣签等，完成对“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在文教政策上，满清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延续科举制度、儒学训诂；另一方面兴文字狱，打压对儒学义理的解释，隐性地掩盖了文明内部的冲突。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LordMacartney）率使团来华，中华文明与外部的文明的冲突凸现出来，冲突首先表现在礼仪上——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单膝下跪。这场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的冲突最后在妥协中和解，但之后的鸦片战争将满清这个国家卷入到了更大的“暴风”之中。鸦片战争，梁漱溟先生把当时的中国称为“无兵之国”，它“疏于国防”，“缺乏国际对抗性”。①与其说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文明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斗争，毋庸赘言，这场争斗的结局以工业文明取胜。这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斗争不仅仅只有中国需要面对，其余震之势也波及到了一衣带水的日本。但日本却在“大政奉还”、“明治维新”中走向近代工业文明，这一问题姑且搁置。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面对文明冲突时的第一反应是却是寻求民族之路。许倬云将近代拯救中国国家沉疴的处方归结为八种：（1）今文学派托古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