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责任与中国人类学2017年9月23-24日，青年人类学家沙龙之“学术关怀与学术共同体”圆桌讨论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召开，此次会议的与会者主要以国内中青年人类学学者为主，共汇集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17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会议分五个议题进行，旨在“促进青年人类学学者之间的深度交流，梳理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反思当代人类学学者在学术体制、经验现象和方法论方面面临的挑战，共同探索中国人类学的目标、理论生长点和发展前景，推动青年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成长”。9月23日上午，会议在华东师范大学黄剑波的主持下开始第一个议题――“学术共同体”，与会学者进行“自我剖析”，讲述了自己的研究经历及研究关怀，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一些问题与讨论主题。在接下来的一天半的时间里，南京大学杨德睿、复旦大学潘天舒、北京大学赖立里及中央民族大学龚浩群分别主持了四场专题讨论。总的来看，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涉及两大主题，即“时代发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和“中国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本文将结合与会学者的发言对此次会议进行综述。一、时代发展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一个急剧流动的时代，人类学家能做什么？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在学理及应用层面能有何作为？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类学如何实现自身的理论积累与突破、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这些问题成为了本次会议的热点。（一）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与公共参与潘天舒从回忆父辈对于吴江的记忆谈起，指出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江村”在当时就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由此谈到了“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问题。赖立里接着此话题，提出了在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背景下，“所谓的在一个地方能做一个长期研究及整体观已成为一种想象时，人类学研究该如何进行”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人类学家该怎么做？人类学研究该如何进行？面对这样的问题，陈晋谈到了人类学家应该区分两种身份――学者（scholar）及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毋庸置疑，从不同的身份出发便体现了人类学学者对于“学理”及“公众参与”不同的责任。同时，他还指出，人类学不能停留在过去，甚至不能停留在当下，人类学不能落后于时代。张原谈到，“在当代中国说人类学的未来，讨论人类学学家该做什么”，首先要做到从知识上对一个时代的整体判断，“人类学要在一个‘大的尺度’上对这个时代有一个把握”，其次要“整体地理解中国”。那么这就强调我们人类学在认识中国的时候“问题意识应该更加清晰，把学术问题说得极具现实感”。学者们提到，人类学这门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所展现出的人文关怀――关切不一样的人，倾听他者的声音。那么该如何做到“关怀”？如何参与到“公共事务或公共议题”当中？如何做到所谓的“engagedanthropology”？对此学者们也是各抒己见。余成普指出，在讨论“公共议题”问题时，我们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公共事务？什么样的事务才是公共的？他说：“在一个村庄中，因为水资源大家可能进行械斗，这有可能就是村庄里面的公共事务，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家，我们公共的东西在不同的地域有它不同的界定”。在说完对“公共”的不同界定之后，他还指出，“和其他的学科进行合作，我们可能可以取得新的进展”。他从医学人类学的案例出发谈到了在跨领域合作过程中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其一就是合作的学者在各个方面要合得来，这样有利于合作高效、顺利地进行；其二是在与其他学科合作时，要警惕人类学沦为沉迷于项目，而忽略了自身学科经验与理论积累的尴尬境地。刘宏涛从“伦理”“智识”及“政治”三个维度发表了他对人类学在公共参与过程中责任感的理解。代启福从两个方面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学公共参与的看法：一方面是人类学学科知识体系如何影响当代社会，另外一方面则是人类学学科的技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如何被普通人使用。李耕同样强调了人类学学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