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唐阿七案及其影响(文/新浪专栏新史记杨智友)唐阿七摊上大事了。一个人若是太顺当，难免招人嫉恨。打开唐阿七出事前的履历，似乎符合这一判断。1828年出生的唐阿七，10岁时幸运地来到香港教会学校念书。有机会接受英文教育，对今天大多数孩子来讲再平常不过，可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只能说是凤毛麟角。5年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借用阿七当翻译，时间虽仅有半年，但一个心智初启的少年，整日价耳濡目染两国政府间如何打交道，这种历练实在超前。于是后来的阿七赴美淘金，既经营有方又勇于任事，被当地华工、华商公推为带头大哥，也就顺理成章了。清咸丰十一年(1861)阿七回国，翌年进入上海海关担任通事(即翻译)，继续顺风顺水。没过多久，便凭借其出色的双语才能，被当时负责长江各口关务并兼任江海关税务司的赫德拔擢为首席翻译。公干之余，唐阿七甚至还有余力，和先前也在江海关担任要职的弟弟唐阿九合作，兄弟俩合编了中国最早的一部英汉字典——《英语集全》。直到1864年10月的某一天，阿七这艘顺风船终于搁了浅——他被上海道台丁日昌以有人告发其受贿为由，拘了。上海道台丁日昌其实涉案金额倒也不多，500两银子而已。但按照大清律，理当问斩！不出意外的话，阿七的脑袋已是暂时寄存在他的脖子上。唐阿七锒铛入狱的当口，“年轻的总税务司正在他刚开始组成的海关地带旅行”，和他的同时代传教士一样，赫德“认为巡视非常重要”。从他10月25日离开北京作南方巡行起，沿途平静无事，然而11月4日一抵达上海，便听到了阿七案发的不幸消息。赫德很失望。事实上，他在一年前就有这样的担心。曾几何时，“上海通事中间出于礼节的贪污”甚为流行，“他们得到特许，帮助商人办理海关业务，收取报答他们服务的规费。此外，他们接受大量‘礼品’，大肆勒索敛财”。大环境如此，赫德怎么可能对唐阿七百分百放心？不过，阿七“历游外国多年，熟习洋匠”，办事干练，深得自己赏识。因此，总是把他当成“另类”看待。没曾想，阿七还是经不起当官的诱惑，用受贿的500两银子，出资新捐了一个五品同知的官衔。到底还是不能免俗啊！如果阿七能知道赫德早已内定他为两名候选的华人税务司之一，他还会不会犯事呢？在上海停驻期间，赫德除了指导海关工作，参加外侨社交，还将拜访刚刚履新的道台丁日昌。道台是赫德日记里的称谓。其全称是“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实在冗长拗口，因其驻地在上海县并兼理江海关，又简称为上海道、江海关道、关道等。虽说“海关引用外人负责办税务”，但又规定外籍人员作为道台征税的“助手”，因此赫德对这次会晤很重视。11月8日，赫德如约而至。“访丁道台。他身材瘦小，牙齿不好，但目光非常睿智，专注时富有意味。他是潮州人，说的话一下子听不清楚。”潮州虽地处广东，但其方言却属闽南语分支，与赫德能听会说的粤语完全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丁道台给赫总税司“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他见解正确，思想先进，坚毅不渝。除此之外，他两袖清风，而且不怕负责任”。确实，丁日昌新官上任伊始，便高调倡导改革，厉行铲除积弊，给上海滩带来一阵清风。有关他的传言神乎其神，赫德就曾听说“他有一扇边门，夜晚由此微服外出，然后非常出人不意将打瞌睡的哨兵和恶棍坏人砍倒”。果真如此吗？传言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只不过有些小小的夸张。丁日昌告诉赫德，“他一直到处‘指摘’别人：他刚刚‘参’了‘参将’，理由是他夜间不出去巡逻，通常玩忽职守。他曾将一些敲诈勒索的官员问斩！”这个不幸的参将，应该是被微服外出的道台抓了现行。还有那可怜的阿七呢！他会不会成为丁道台的刀下新鬼？赫德非常清楚，“时世需要雷厉风行”，需要“有一个像丁这样的人”，因此，当丁道台向其通报唐阿七案件有关情况后，他郑重表态。“关于阿七，我说他必须把事情做好：作为一个薪资丰厚的通事，经常接受馈礼，从一个人那里就收到500两之多，迹近敲诈勒索，这是难以容忍的。我对阿七感到遗憾，但是他的作为必须尽可能依法严惩！”赫德看重海关声誉，他不得不忍痛割爱。不过他的用词“迹近”却很讲究，在定性上留下了转圜余地。两周后，唐阿九的突然来访，让赫德非常震惊！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