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理逻辑中存在两类等式均衡：1+1=2是算法均衡，1=1则为秩序均衡。由算法构成的一切均衡都只是体制的，风俗的，短暂的，这是生命万物与人类制度，认识轮回的本质，欲望产生于理性的醒觉，随之从欲望中衍生出更多欲望，正如生产力的提高和产业规模的扩大可以供应并需求更多人口一样，注意人口与生产力之间存在辩证关系，所以一味提高技术和扩大生产是不明智的，在我们的经济模型中，生产力与人口增长指数之间的等式均衡并不由生产力，技术，或欲望（玄学变量！）决定，这时西方少部分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认识到，也许封建中国选择在过去2000年间进入工业生产的相对“封印”状态，比迫不及待地建立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更合乎逻辑，当然在韦伯死后这么多年才得出反西方结论为时已晚，西方的资本扩张已经失控，他们早就不是为了消费和提供工作岗位扩大规模，“扩张”本身成为新的欲望原型，病毒的扩张是超因果的，它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人也是如此，西方心灵正是非因果，超越欲望的欲望，西方欲望的概念就是单纯“不为什么”的对“欲望”的抽象，它从欲望中剥离了对象和内容，这样空洞无目标游离于意志之外的欲望其实就是“虚无”，空洞的西方精神是对人子对立性的规定，因此是反上帝的存在，或者说我们在上帝的意志限度内无法定义西方精神。超因果的欲望就其概念而言不在轮回之中，但由于它仍将在意识化的过程中产生对象，所以欲望之实有的生命过程体现为欲望分化，自我复制，杂交，变异，膨胀，期待回报，无理性投资（规模扩张），泡沫破灭，陷入绝望，激活自毁本能，崩溃，欲望重组（系统重置），再生，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永远，它亦是进化的标准样式，只要欲望仍得到肯定，它就可以无限自我复制，也就是从这个结点开始，它被点燃，浇铸成尼采所谓“永恒回归”的无限自足过程。人性永远不会得到改善，并且从整个系统的轮转周期上看，它也不会减少，因此宗教与最精致的逻辑学相一致的地方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众生皆可成佛，宗教与逻辑学将人类全体定义为主体，这类“主体调换”的策略悄无声息地回避了逻辑学中的主宾矛盾，人之个体与“众生”，与“人”（人子）指的不是同一个主体，经院哲学家显然自觉并无义务提醒信徒们关注此事，就像科学家大多对自己发明的用途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下个季度的经费是否充足，新书能否找到有信誉的出版商，以及能否得到主流学术奖项提名的机会。上帝或太一是绝对的“有”，它本身不能发展，无从引进，也没有导出，在秩序均衡中没有任何导向对象–抽象或实有–的能量（数据）输出，所以秩序不能有导向性，它不是对自我和他者的规定，它是无需另外附加主词的绝对的“在”–不是“我在”（‘我’仍是对主体的规定性）。逻辑学家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由于人子是绝对的“我在”，因此数理逻辑必须说明他与纯有的关系，既然纯有是“无关联”，那么人子作为中保如何传递纯有中之“在”到实有之“我在”的定义？经院哲学家将人子本身视作中保，但人子并未表达过“我为中保”的意思，就像数学家将等式当做中保那样，这里面同样不能避免认识论的缺陷。人子是否为中保或许更像个宗教政治学课题，这是我讨厌宗教的部分理由，因为它总是出于保护少数人政治或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将单纯的逻辑学，数学，自然哲学，历史学问题无限复杂化。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基督教与耶稣领导的弥赛亚革命毫不相干，保罗是与大卫系统名合暗斗的分裂派使徒，纽约院的一些高阶会员（这些人只不过是寡头家族的狗腿子）甚至拒绝承认保罗的使徒头衔，他们声称已经找到了保罗与耶路撒冷教会–即当时的使徒议会–分裂的证据，保罗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主耶稣基督为世人赎罪，犹太神约废止论都与正统教派严重对立，而且保罗的原创神学显然缺乏经典和主本人的理论支持，最重要的是，保罗是个罗马人，他对犹太人和妇女充满了蔑视，纽约院将他比作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张国焘，王明，林彪，但我坚持认为他充其量是使徒集团里的邓小平。在美国人眼中，邓从未认同过领袖的革命理论，他自始至终都是周的信徒，他在建国后仍一厢情愿地把毛想象成周，而保罗甚至根本没见过耶稣本人，至少是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