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多元性摘要：辽代以兴中府为中心的地域，处在南北两大文化圈之间，形成了反映南北两大文化圈要素的独特的地域文化。辽之前，兴中府地区是中原汉政权与东北少数民族尤以契丹族的交界带；是农牧经济过渡带；也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在此背景下，其地域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多种历史文化继承；民族融合下的多民族文化兼容并蓄。关键词：兴中府地区；地域文化；多元中图分类号：K878.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13-04兴中府地区（今朝阳地区）可谓历史悠久，殷时属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所占，两汉则属辽西郡，三燕时在此建龙城县始定都于此。后隋文帝平定高保宁之乱在此设州即营州，唐沿隋制设营州都督府。直至辽耶律阿保机时，命韩知古修葺柳城，将所俘奚人和燕人安置于此，后于重熙十年（1041）升为兴中府，成为有辽一代重要城镇之一。探讨、分析辽朝兴中府地区地域文化概况，不仅可以充实辽宁地方史、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也有利于对辽朝兴中府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一、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形成背景辽代兴中府地域文化的形成是多种条件长期综合的结果，现主要从民族分布、经济分布和交通条件三个方面论述。从民族分布看，其所在地自古至辽皆是极为特殊。隋唐以前是中原汉政权与东北少数民族尤以契丹族的交界带。《新唐书?契丹传》在描述契丹的地理位置时“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H、室韦。”《隋书?契丹传》也有记载：“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河。”《魏书?库莫奚传》、《魏书?契丹传》、《北史?契丹传》均有相关记载。由此可知，直至辽太祖时期将营州地区划归辽朝版图内，其一直都是濒临中原汉政权，甚至在唐时营州地区就居住有契丹、奚、？?H、渤海等少数民族。从经济分布看，兴中府地区是农牧经济过渡带。据《辽史?地理志》载：“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今朝阳），北带潢水（今西拉沐沦河），冷陉（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高原上的坝后）屏右，辽河（辽河中下游南流河段）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可见，历史时期，此地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森林茂盛，适宜农耕与畜牧业。远至唐朝，此地己经是农牧经济过渡带，“唐代河北道的北部，燕山以南已经是农耕地区；燕山以北的桑干河中游和玄水、白狼河流域，就是当时的妨州和营州，是半农半过远，再北当为游牧地区”[1]。兴中府地区自隋唐时期至辽就居住着契丹、奚、渤海等游牧民族，且据有关学者估计唐时营州地区所居汉人少于少数民族，其地区的汉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碰撞必不可免。在幽云地区纳入板块之前，霸州是其南面的防御中心，是东北通往中原的要地，也是辽东京辽阳府至中京大定府的重要栈驿，是辽帝东巡路线所经地方之一，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并且这一时期大凌河航运有所改善，促进了兴中府地区发展。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兴中府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为其地域文化的形成、传播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地域文化逐渐呈现出多元结构的形态。此种形态主要表现为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以及民族融合背景下的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二、考古资料中显现的历史文化继承墓葬形制以往学者对辽代墓葬形制已有较多论述，如董新林牧地区这里的半农半牧地区的北界不能距离燕山根据建筑材料、方式、形制、结构将其分为类屋式墓、类椁式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四类，在类屋式墓分圆形或椭圆形墓、方形或长方形墓、多角形墓。杨晶的两类五形说：两类是指砖（石）室墓、土圹墓;五形即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另外，李逸友、刘末、张国庆等学者对辽代墓葬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因此本文认为暂可以将辽代的墓葬形式分为五类：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土洞墓和土坑竖穴式墓。而朝阳地区的辽代纪年墓葬主要出现在方形或长方形墓、圆形或椭圆形墓、多角形墓中。与朝阳地区隋唐墓葬相比，辽时既对前朝继承，又呈现出特色。辽代早、中期多以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