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难如烟邓凤云邓凤云夫妇合照摄于2006年5月卫星农场二队留痕岁月（毕业照——摄于1971年）那场史无前例,波涛汹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迫害了无数有志之士之外,还特别制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数众多的“知青”。这一代知青，其实是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政府无法在工矿企业安置大批城镇年轻劳动力，又怕他们失业在城，继续造反的无奈选择，是政治动荡、领导者失责的产物。1971年10月18日，几十个不谙世事，懵懂幼稚的初中毕业生（准确地说，他们还不应该毕业，因为当时的所谓教育改革，把初中三年级撤销，初二就算毕业），登上了由广州市第五十一中学租用的，开往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九师十团的汽车。一路上，在校革委会副主任的不断解释和反复鼓动下，这批年龄介乎１５岁至１７岁的未成年人，由开始的哭泣转而一路欢歌。经过一整天的颠簸，终于到达了让他们终生难忘的地方――广东省阳春县八甲大山下的团部。（马玉才副团长）自此，开始了他们艰辛的刻骨铭心的磨难，捱过他们漫长的留痕岁月。团部在家属连中安排了广州来的6个女生和4个男生。女生最大的只有１７岁，最小的才１５岁——是标准的未成年工。一位叫芳华的老工人大姐是他们的班长。幸而这位班长有着极强的母爱，把这班娃娃照看得很仔细。记得有一天去沼泽地割禾，有一位女孩子踩到无底的泥潭中了，吓得大哭起来，她越挣扎就越往下陷，别的女孩子也急得大叫起来，芳华班长急得眼泪也出来了，她哭着把粪箕抛给那个已经被泥浆埋到大腿上的女孩子，叫她趴到粪箕上。然后，她用扁担勾住粪箕上的绳子，使劲把那女孩子拖拉过来，终于让她脱离险境。这个女孩就是本人。1972年，我调到武装连。在武装连不是种植大会战，就是开荒大会战，最荒唐的一次是去八甲大山开荒种木薯。全连“战士”打起背包行军上到八甲大山上扎营，女排的营地建在溪边的斜坡上，草席就铺盖在枯叶上，睡到半夜，草席滑到溪水边，脚都碰到水了，大家才知不能在陡坡上扎营。而我们的连长—一个退伍兵，名字好像叫伍华的，听到我们反映后，居然哈哈大笑。营地安排不合适应该是他的责任，可是当时没有人指责他。毕竟，农场的官，文化和水平都不怎么样。女排的“战士”一夜没睡好，一大早就被号声催着去开荒了。银锄挥舞，多少珍贵的稀有植物被连头锄掉。然后在数天的会战中，种下了不知是否成活也永远不去收割的木薯。在武装连，另一个让我痛苦了一辈子的大会战就是建造乔连桥。当时的乔连河上只有一条用圆木搭成的简易木桥，行军去到那里时，天刚下过一场大雨，那木桥与沙地的连接处只有一条早被踩得滑溜溜的圆木头，我穿的解放鞋鞋底早就被磨得没有纹路，一踩上那条圆木就滑跌了，屁股坐在突出来的圆木横截面上，顿时造成尾骨粉碎性骨折（后来回广州休假时在骨科医院拍X光片才得知），痛得连走路都不行，可是又不能立即去医院治疗，仍然要坚持在工地上负责最轻的工作——就是用锄头不断地往粪箕上装沙子。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期，造成了双腿神经受损，落下了一辈子的后患。有一天，连长突发奇想，清晨3点，就要我们打背包急行军。又专门要走没有路的山我当时在队伍的最前面，没有路，只好乱行，一不小心踩中一个长着茂密青草的棺材坑，脚眼处扭伤了。连长不准我停下，仍然要继续走，一直坚持到返回营地，脚眼已经肿得像个大馒头。（佛山知青刘照）在艰苦的知青生活里，有一个人让我感激一生，她就是武装连的卫生员、佛山知青刘照。我和她一起到卫星农场搞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并住在同一间房子。这位个子不高大，但身体很结实的姑娘，在我得了疟疾，不能走路去小河对面山顶的场部医院治疗时，不由得我推却，她就勇敢地背起我，走过摇晃不定的木板吊桥，接着爬上对面山顶，使我及时得到医治，多好的一位姐妹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她。回穗历程尽管我还在卫星场继续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并担任卫星场基建队工作组组长，乔连场仍然下了任命书，让我任七队（原家属连）的党支部书记，又在该届场党委中任党委委员。运动结束回到乔连场后，我仍然没有赴任，而是请病假，去了湛江农垦医院进行尾骨摘除手术。出院后，我又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