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一、生平和创作道路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里一个逐渐没落的官僚家庭。他7岁入私塾，学习上很勤勉，除四书五经外，还涉猎了大量的古籍，阅读了大量的野史笔记。他多次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孩子亲密相处，逐渐了解到农民毕生受到的压迫和他们勤劳、纯朴和坚毅的性格13岁时，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下狱，父亲周伯宜患病久治不愈，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之中，在破产困境中，鲁迅体验到世态的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于是决定“走异路，逃异地”。1898年5月，鲁迅到南京考进江南水师学堂，不久转入矿路学堂。在这里，鲁迅接触到了所谓的“新学”，具备了自然科学的知识，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文化思想，特别是严复译述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给青年鲁迅以深远的影响，他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思想，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他希望中国能够维新，国家能够强盛，他后来到日本学医，跟他这种希望维新的思想有密切关系。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随即考取官费留学的资格,被派往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在仙台学医，打算学医救国。不料一次课间放时事幻灯片时，看到一个中国人做了俄军的侦探被日军砍头示众，周围站着许多中国人，虽然体格强壮却精神麻木。这使他十分悲愤，“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这个认识和决定是鲁迅长时间研究“国民性”探索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早在弘文学院时，鲁迅就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壮志，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所谓国民性就是民族性格，而在当时的鲁迅看来又偏重于民族劣根性。鲁迅所要改造的正是中国“沉默的魂灵”。于是，鲁迅毅然弃医从文，走“文学救国”的道路。这一决定，成为他一生的关键转折。1906年，鲁迅返回东京，开始了他一生光辉的文学事业。他曾和许寿裳、周作人等办文学杂志《新生》，因人力物力不济未果，于是转而撰写文章，评介外国文学作品，和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集《域外小说集》，其间还撰写了重要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批判了抱残守缺、反对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批判了中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各种派别和思想，指出他们“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本”的实质。对真正的爱国志士则希望他们“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的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它，他在绍兴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并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用文言写了短篇小说《怀旧》，描绘农村封建势力既敌视革命又想投机革命的卑劣行径，显示了作者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杰出的讽刺才能。1912年初，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学监，不久辞职。1912年2月，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之迁往北京，直到1926年8月。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北洋军阀手里，当时上演的一系列丑剧——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使社会情况异常黑暗混乱，这时的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新的分化，原来只是以排满为目的来参加革命的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纷纷复古而坚定的革命派对当时的现实感到失望，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仍需新的探索。鲁迅坚定地站在彻底革命派的一边，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他反对封建主义，又批判资产阶级，那么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何在？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无法做出正确的回答---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苦闷和沉思中，鲁迅度过了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的7个年头，其间他利用工作之余，辑录了大量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在不断思索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为后来的学习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