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与特征于建嵘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然而，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少有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认识阶段，大都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表现，有的甚至将起因、诉求、指向、表现各不相同的事件做简单〔1〕化的政治解读界定为“社会敌意事件”。这种研究的不足表明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理性精神和基本的技术路线。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主要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以求对群体性事件有更细致的考量和更正确的判断，克服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定性分割。(http://www.aisixiang.com)一、群体性事件及其类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它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初出现在官方的一些文件之中，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还常常与“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等混用。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把“群体性治安事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2〕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这应是官方公开文件中较为正式的表达。从公安部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群体性治安事件主要特征是“群体性”(聚众共同实施)、“违法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危害性”(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根据这些特征，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3〕权利和损害公私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定义“在中国的语境里一味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甚至认为这种事件同一般的‘群体利益的表达行为’有〔4〕本质的区别，在经验上和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希望赋予这一概念更大的包容性。(http://www.aisixiang.com)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5〕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这一定义，淡化了所谓的“社会危害性”，却强调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以及事件的“非法性”(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为了克服这种不足，一些社会学家给出了更为中性的界定。其中邱泽奇所作的定义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6〕的、有明确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但这种定义所言的“为达成某种目的”之说，又与当前一些没有明确目的事件的现实不符。(http://www.aisixiang.com)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这一定义，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事件参与人数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法规，5人以上应是一个最底标准。比如，信访条例第18条就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而在实现中，超过了5人就被视为是非正常上访，是信访事件。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的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其二，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其四，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治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http://www.aisixiang.com)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可以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新的类型学研究。当前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校、农村、库区移民、职工、大型体育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