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动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三、动力机制的优越性与局限性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近作《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开篇指出，“国家构建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13]。面对中国记者的采访，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长期大一统以及中央集权的历史前提下，我认为中国模式是正确和成功的。中国的系统不关注制衡，因此制定政策效率很高。问题关键在于中国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14]。由福山的观点来看，如果强有力的“国家力量”运用得当的话，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以“国家行动”为总体特征的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促进教育的规模性扩张方面，拥有独特优势。譬如，经过20余年的发展，我国小学至初中的升学率，初中至高中的升学率，高中至大学的升学率分别由1990年的74.6%、40.6%、27.3%攀升至2016年的99.92%、91.2%、87.6%。[15]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社会现实，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们在教育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显示（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中文盲率由6.7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情况）下降到4.08%，下降了2.64个百分点。纵观世界教育发展的格局，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果没有基于“国家行动”的动力机制的有效保障，不关注或者说无力关注制度化建设及其政策效力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该国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同一开始就注重构建“国家行动”下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有着莫大的关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渗透下，国家通过较为合理的治理方式，将市场机制融入到“国家行动”的内在理路之中，从而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嵌入式动力机制的构建一方面使教育呼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诉求，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调整和变革；另一方面，教育并没有完全市场化，国家的力量依然足够强大，国家拥有大量的资源，可以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管控，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国家教育政策执行的效力，从而使得教育的发展依然能被纳入到“国家行动”的整体框架之下。注重“国家行动”的力量，并以此构建出的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教育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这一动力机制在总体上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事物的发展往往会有两面性，“国家行动”下教育发展的动力机制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首先表现为“国家的运动型治理”特征。周雪光、冯士政等人指出中国国家治理表现出双重制度逻辑：其一是“常规式治理机制”，其二是“运动式治理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带有明显的非制度化、非常规化、非专业化的特征[16]。“运动式治理的表征”往往是“国家呼吁”“国家动员”和“国家行动”，这样的治理方式固然能够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成效，但往往会导致行政问题政治化，进而造成地方政府或有关单位为追求政绩而奉行形式主义的法则，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譬如，自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运动式治理的机制的”弊病：发展速度过快，一度导致教育资源紧张；最开始更注重规模扩张，内涵建设的动力不足，致使人们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顾虑重重；高校专业重复建设现象严重，一窝蜂地开设热门专业，并大幅度扩大招生，成为今天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国家统筹、协调机制欠佳，教育发展不平衡。正如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一样，由于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嵌入性关联，我国的教育发展也出现了明显的不均衡问题。具体表现为东中西部教育水平差异较大，城乡教育水平较为悬殊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部分缘于“国家行动”中相关统筹、协调机制的失灵。而这种机制失灵则是教育分权式改革的弊端。第三，“国家行动”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容易忽视或扭曲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行动”“国家主导”的逻辑过于强大，我们的政策文本中流行“工具主义”或“经济主义”的修辞和表达，也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