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关键在于破解土地财政华生:华生，东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曾提出和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中诸多重要改革议题，如价格双轨制、国资管理体制、股票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等，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华生表示，土地财政是土地改革的起点，用什么来替代现在的土地财政，这个问题不回答，没办法往下走。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有诸多涉及城市化和土地的内容。但是对于这场“新土改”的改革路径争议颇大。近期，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就土地改革问题进行多回合论战。华生与周其仁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华生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土地改革该如何破题？新京报记者近期专访了华生。土地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商品新京报：最近你和周其仁等学者关于土地改革的辩论引起关注，其实你们目标一致，那就是中国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型。但对于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这种转型，双方认识不同。华生：周教授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决定和支配，土地也不例外，应该让产权所有者自己来决策如何使用、是否转让。但我认为，市场不可能决定所有这些东西，世界不是一维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市场本身决定不了的。因此我们要研究，在哪些地方市场能直接起作用，哪些地方只能间接发生作用。一个社会中除了市场交换机制，还有哪些机制起作用。新京报：就是纯市场和半市场的差异。华生：其实，就是市场与政府作用的混合。在市场经济的美国，其财政预算占国民经济的30%、40%，就是说整个国民收入的30%、40%都是美国政府来分配，可见他们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由于观念不同、视角不同，因此在土地开发这个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周教授等学者认为，土地、资本、劳动都是市场在配置。但我认为，在土地开发的问题上，现代社会中，你有地但你并不能按自己的意志盖房子，从这个现实情况看，土地开发权不属于你自己。因此，土地产权的界定，跟其他物品的界定就不一样了。土地的使用权是受限的，土地所有权并不意味着你有权利去盖房子、搞开发。中国是这样，在土地私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土地改革这些年来举步维艰、进展不大，恐怕主要是改革的主导思路还不清晰。应限制资本下乡购地新京报：出了什么问题？华生：现在改革的方向是鼓励土地流转，而土地流转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很多都是流转到下乡的工商资本企业手上，在我看来这不符合农村改革的方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要保护好留守的农户。农村改革方向是让大部分人进城，剩下的农户能扩大规模，如果放手让工商资本下乡的话，这些留守农民可能就破产了。而工商企业下乡，获得流转的土地绝大多数不种粮食，土地大规模流转非粮化和非农化很严重，问题是中国是人口大国，需要保证粮食的供给。新京报：土地不转给工商资本，那流转给谁？华生：农地流转给谁，这是真正的难点，也是真正的焦点。农地流转应当主要流转给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现在中央提出来“三个1亿人”的安置计划，安置了以后，他们的土地一定要流转，流转给谁？应该是流转给没走的农户，他的经营才会扩大，规模经济显示出效益来，收入才会提高；整体收入上去见效益了，这样才能达到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跟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相吻合。新京报：没有工商资本，留守的农民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吗？华生：土地不变，人少了就可以规模经营。比如说原来一家种6、7亩地，如果现在一家种到60、70亩地，人和土地的关系改变了以后，人均的产出跟收益就增加了。像美国那样人少地多的国家，一个农场有几千上万亩地，也还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体。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动摇家庭经营这个基础，是很危险的。新京报：工商资本涌入农村承接土地流转，怎么防止这种情况？华生：从其他国家地区的过程来看，都对工商资本下乡采取控制措施。城市化转型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严禁资本下乡购地，美国最大的九个农业州立法限制农业土地资本化公司化经营。比如台湾，台湾有平均地权，就是一个单位不能占有太多的土地。而我们是相反的，搞成几千亩、上万亩。强调规模经营。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不能脱离人口耕地比例关系。土地改革关键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