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20世纪”——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与文体形式作者简介：周志强（1969-），男，汉族，山东滨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作者按：本文为天津市2006年度社科规划项目“白话文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项目批准号：TJYW06-2-003）、南开大学文科创新基金课题“白话文与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项目批准号：NKC0613）的成果性文章。内容摘要：“20世纪”成为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被种种已有的历史叙事捆绑上了特定的含义。而新世纪以来，以20世纪的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大量涌现，显示出一种新的历史想象的方式，也凸显了一种对传统国家历史的正体叙述进行“改写”的冲动，并代表了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本文旨在探讨新世纪长篇小说现实主义文体意识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在后社会主义文学时段所凸现出来的历史观念的转型。关键词：新世纪长篇小说现实主义历史叙事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繁荣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1，其间，以20世纪的历史为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而在这些作品中，围绕20世纪不同历史时段进行故事编织的一系列小说，尤为独特。它们不仅显示了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历史想象方式，而且，也凸显了一种对传统国家历史的正体叙述进行“改写”的冲动，并代表了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这里，传统革命题材小说或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中所建构起来的国家体验与历史想象，被这些新型的历史叙事抛在一边；重新检索百年以来的历史记忆，赋予习以为常的历史叙事一种新的体验，成为这一类小说的特殊美学追求。如果罗列这些小说中代表性作品的名单，可以有莫言的2001《檀香刑》《生死疲劳》、阎连科的2003《受活》、铁凝的2005《笨花》、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如梦》、叶广芩《青木川》、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都梁的《北平狼烟》《爱在战火纷飞时》、李洱的《花腔》、叶兆言的《1937年的爱情》等等作品。在这里，民间生活历史的长篇谱写，抹去了过去感染在这些叙事中的拯救与启蒙的色彩，从而显示了一种中国形象的重塑欲望。对于20世纪历史的这种重新表述，常常令阅读这些作品的人们觉得新鲜也觉得陌生。本文即以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小说中对20世纪中国的书写与想象问题。在这里，“20世纪”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概念，已经被种种已有的历史叙事捆绑上了特定的含义。任何对这个特定历史时段的新的想象和记忆，都要经过这一含义的考察才能获得合理性。而新世纪文学的生长2，不得不面对被人们看作是已经成为历史的20世纪中国的岁月历程。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百年发展，并不是以简单累积的方式实现的，而是在上个世纪的十七年文学中繁荣并定型的。因此，现代汉语写作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也就成为一种描述历史的特定方式。在新世纪，这种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现实主义文体理论已经无法笼罩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叙事方式。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体意识来看待这种创作。“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现实主义”这种文体形式就具有一种所谓的“想象性认同”，即，无意中把“现实主义”看作是一种文学参与历史建构、启蒙大众进化的审美形式。在这里，那一代作家力图让文学承担审美拯救的使命，并因此自觉地选择了现实主义。首先是对“写实”这一文学观念的塑造。这一词本于日本，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将其引入。在他看来，小说可以分成理想的和写实的两种类型，前者致力于一种更美好的想象性世界的打造，而后者则揭示那些被掩盖或被忽视的现实世界的所谓“真相”。1915年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认为当前的现代文学必须首先要经历现实主义阶段。3在1917年的《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既而将“写实文学”、“国民文学”和“社会文学”总结为对抗传统旧文学的“三大主义”。他提倡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4而1918年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