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1李海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人类历史本身是一部多样性文明的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当多样性的文明交汇时，会产生不同的文明交往结果，归根结底可归结为“文明对话”或“文明冲突”。具体到海洋文明上来说，反映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征服掠夺方式，与中国柔性文明的和平发展方式，体现出不同文明的大航海模式。在中国航海历史上，郑和全方位地传播了中华文明,特别是传播了“共享太平之福”这一中华文明的核心观念——和平,在增强中华文明与亚非大陆各民族的了解与友谊当中,积极促进了当地文明化的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郑和远航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前列,“止恶扬善”，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为文明对话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根植在与郑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环境之中——即正在开始转轨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之中。这个西方文明的环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郑和远航那样戛然而止,而是日益发展壮大,生生不息,终于带来了一个日渐全球化的近代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大航海事业,新教徒们发展了黑格尔哲学术语中“恶”的历史作用,虽然充满了暴力与野蛮，却在人类文明走向近代的过程上,树立了一个不同的高度。本文侧重于研究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一、郑和集多种文明于一身的独特身份从宗教信仰文明的角度研究郑和，可以考察出郑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集众多宗教文明于一身。人们目前公认，震惊世界、七下西洋的著名航海家郑和是回族人，但关于郑和的个人宗教信仰，存在着种种说法。在至今出版的一些文献和研究资料中，多有说他是佛教信徒，但是，在他的远航历程中，跟道教也有紧密联系，跟妈祖文化也有密切关联；当然，也有充分的资料反映他本人出身于穆斯林家庭，很早就成为伊斯兰教徒。郑和究竟有怎样的宗教信仰，应该归属于哪种文明，人们各执一端，结论互异，但又都确实言而有据、各有所本，决非无稽之谈。因此，我们来研究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和平的贡献，有必要首先探讨郑和本人的信仰状况。我们认为，郑和具备集多种文明于一身的独特身份，为郑和的文明对话思想及对和平的贡献提供了充分的智慧源泉，郑和同时也是不断地践行着他的信仰，为东方的航海模式开拓出了和平方式（这显然不同于西方基1本文是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平愿景与文明对话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1CZX075。1督教新教徒的优胜劣汰的海上入侵和冒险的航海方式），为维护当时的地区秩序，保卫地区的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奉佛”说的根据。郑和“奉佛”是一个流传久远的说法。郑和自称奉佛，并且还有法名。明初刻本《伏婆塞戒经》卷七后所附《题记》，一开头便自称“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太监郑和，法称速南咜释，即福吉祥”2。又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郑和题记的《施印大藏经发愿文》开头亦有类似的自称3。当然史料上还有其他佐证，在此并不赘述，仅举例说明郑和曾是佛教徒，对佛教文明有所了解，并极力传播佛教文明。关于郑和与道教的关系在很多碑文中有所体现。相传远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前，郑和就祷祝过“神妃”；而且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历程中，神妃“庇佑”之说贯穿始终，零星散见的不少。在福建长乐发掘的碑文中，“天妃灵应”说更为世人所共知。碑文中把远航中战胜风涛、制服顽敌、化险为夷等一系列胜利，都归之于天妃神女的护佑。在回顾前六次远航时，多有“神兵阴助”、“赖神显应知觉”、“赖神默助”等字样，在第七次待命起碇之际，又“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特为此“勒记于石”4。这块迄今已将近六百年的碑文，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道教的宗教仪式对远航宝船成员的影响，跟它相印证的还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郑和远航前后，福建、江浙沿海各地，对天妃奉祀尤盛。而这一带的港口又是舰队停泊待命、起航返还的重要基地。由于《天妃灵应碑》的建立者，以正使太监领衔，郑和名列首位，反映出在郑和的思想意识中，亦蕴含着崇奉道教的因素。实际上，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