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破解〔摘要〕微治理的出现是居民自主探索创新社区服务和自我管理的成果，并在社区治理中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形式，微治理主体的身份合法性有待明确，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可持续性有待加强，对微治理的复制和推广存在机械和过度现象。破解微治理实践困境，需要完善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转变社区治理运行机制，促进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摆正政府角色，在倡导和推广微治理实践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微治理的多样性。〔关键词〕微治理，社区治理，政府管理，居务监督委员会，居民自治〔〕D630〔文献标识码〕A〔〕1004-4175（2018）03-0088-09城市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索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阵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明确提出社区建设及其理念和任务。政府期望通过自上而下推动城市社区建设来激活过往单位体制下蛰伏已久的社会自治力量。经过数年的尝试与实践，特别是2000年社区建设的正式展开和推进，社区制开始全面替代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街居体制。从制度设计初衷来看，社区制的实施旨在突出以居委会为中心的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和服务，弱化甚至解决街居制下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然而无论是设立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职能，还是在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之间加设社区，多年来诸种制度创新后的基层实践面对的尴尬情形却是“我自岿然不动”的社区行政化和居民自治乏力。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目标导向，微治理随之逐渐成为各地积极探索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一、城市社区微治理的创新实践某种意义上，微治理的出?F是基层居民应对社区管理中的现实困境“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是居民自主探索创新社区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试水，这种自我管理的良好效果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确认，并将其作为成功样板逐渐推广开来。（一）微治理的实践伊始及扩散。虽然本文着意于探讨微治理在城市社区的探索，但这种治理样式实际在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均有尝试。从源头上看，微治理在农村社区的实践早于城市社区。追溯起来，早在1987年，广东连州保安镇熊屋村就已经开始尝试在村民代表的基础上组织成立村民理事会，与村干部共同管理村中公共事务〔1〕。此后，安徽、江西、广西、山东、云南等省也陆续探索和推开了村民理事会的治理模式。特别是2013年8月，安徽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村民理事会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该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村民小组的村民可以自愿成立村民理事会，其成员由村民推选产生”，“村民理事会配合、协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村民委员会支持、指导村民理事会组织村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兴办公益事业”〔2〕。城市社区的微治理则可追溯至武汉市江汉区满春街小夹社区1998年起对“门栋自治”的探索和2003年起对“院落自治”的尝试〔3〕。此后，成都、重庆、江西、河南、北京等地也试点实施了院落自治、楼栋自治等形式的社区微治理。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的社区“微治理”项目获评民政部“2013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此后，“微治理”开始被媒体所关注。虽然从实践来看，微治理业已经历数十年的发展，但它在国内仍未普及，亦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不过是近两年才将其概念化（也有学人称其为“微自治”或“微协商”）。微治理，从表意上说是微观治理的简称，指的是将社区划分为更小单元来组织居民参与和自治、对惯常由村居委员会实施的社区治理进行垂直延伸和下沉，把治理实践融入居民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常生活。微治理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村居作为初级治理单元所存在的不足。行政村和社区在处理具体的日常事务时，一方面受制于政府行政管理的干预，承担了过多被指派而来的繁杂的行政性事务；另一方面，相对于几个人的村委会或十几个人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