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司法的修改前瞻一、抓紧修改《公司法》的现实意义公司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伟大发明之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动力。美国著名法学家巴特勒曾盛赞“公司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发明。就连蒸汽机和电都无法与之媲美，而且倘若没有公司，蒸汽机和电的重要性更会相应地萎缩”。我国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得以初步建立的主要标志，与其说是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的建立，毋宁说是公司和公司制度的萌芽和发展我国《公司法》计有230条之多，颁布于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9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公司法理论研究薄弱、起草时间仓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条文存在着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法律漏洞较多的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作出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放松了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允许在证券交易所内部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辟第二板块市场。这些修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毕竟不是对《公司法》的全面修正《公司法》的修改既要立足于我国的公司实践，还要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例、判例与学说，考虑到全球化时代和因特网时代的新情况，突出新公司法的前瞻性、可预期性、严谨性、开放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修改公司法是我国抓住“入世”机遇，保护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热情的需要。在资本市场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已经变成没有国界和“国籍”的高度流通资源。川流不息的国际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那些法律环境比较好、投资预期比较稳定以及投资者的权利较有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我国《公司法》不作出相应调整，不但有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而使我国错过难得的商业机会；而且有可能导致国内民间资本的外流。虽然尚无确切的内资外流统计数字，但内资外流的现象已经存在这与《公司法》的不完善不能说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利益屡屡受到损害，就是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也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修改公司法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向法治的需要。现代公司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缩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衡量资本市场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看，公司法治的完善程度如何。为了更加公平、高效地协调好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雇员、供应商、债权人、竞争者、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等诸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通过建立健全主体制度、行为制度、权利制度和责任制度落实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其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公司的设立、投融资和治理结构等诸多领域能否摆脱人治的烙印，步入法治轨道，关键在于是否有一部现代化的公司法。修改公司法是我国提高公司竞争力，乃至民族经济竞争力的需要。公司是民族经济的细胞。公司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公司对资本、劳动力和管理等生产资源的整合和开发能力。公司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法人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提高公司和投资者的商事活动效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无不是公司法健全的国家。二、修改《公司法》的指导思想（一）既强调公司与股---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东自治，也要维护交易安全。新《公司法》与现有《公司法》相比，应当进一步突出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加大民事法律规范、任意性法律规范和保护性规范的比重，并慎重拟订禁止性规范。为扩张公司的意思自治空间，新《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就公司内部的治理关系作出安排。新《公司法》还应废除或者限制传统的经营范围制度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不合理限制。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自由有必要简化公司设立、重组程序，对各类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设立采取以登记制为原则，以审批制为例外的立法态度，限制审批制范围，取消不合理的登记前置程序，进一步扩大公司登记制的适用范围。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也应采取这一立场。原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