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五十年：日常经济实践中的国家与农民——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的实地研究张兆曙原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4期[内容提要]后乐村五十年社会变迁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表明，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对于乡村社会变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是一种重要的解释资源和分析框架，它为国家在制度安排上顺应农民的自主性和解除对农民的社会排斥提供了经验上的可行性，并为寻找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本土因素”提供了途径。Abstract：ThefiftyyearsofevolutionintherelationshipbetweenstateandthepeasantsinHouLeVillageshowswhatanimportantimpactthedailyeconomicactivitiesofthepeasantshasonthesocialchangesanddevelopmentofthevillage.Inotherwords，thedailyeconomicactivitiesofthepeasantsprovideapowerfulexplanatoryframeworkforthefeasibilyofthestate‘sinstitutionalarrangementwithregardtoallowingpeasantautonomyandremovingsocialbiasagainstthepeasants.IfChinawantstomodernizeherruralareas，shecannotaffordtoneglectthe“localelements”whichareexpressedinthepeasants’dailyeconomicactivities.一、研究假设、分析框架与个案状况在学术界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当前中国是一个单条腿的社会。这一说法是通过对比来说明当前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或者某些部位的形势比较好，而另一些相对应的方面或者部位的形势则不太乐观。城市和农村的对比以及由此引发的农村发展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国城市和乡村的分割不仅仅是地域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差别。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截止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共4559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9%；农村人口共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其中农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高达总人口的50%，但是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5.9%（国家统计局，2001，第54页）。也就是说，50%的农村人口仅仅分享15.9%的GDP.上述两个比例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到沉重。农民问题和“国家与农民”这一基本范畴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无论是历时还是共时的“国家与农民”的命题，基本的研究立场和解释框架都是“国家主导”或“国家推动”。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尽管近代以来公众领域一直在不断扩大，但中国并没有出现那种民权与国家对立的局面。相反，国家则在不断成长，大多数中国公民似乎主要从义务和互相依赖而非权利和责任的监督来看待社会（市民社会）的存在（FredericWakeman，1993，第47页）。二是作为一种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实体完全是基于“城市”的衍生物，在乡村即使是在沿海乡村甚至是国际大都市的周边城镇里，要找到西方意义的市民也相当困难（李学昌等，2003，第89页）。也就是说，农民的非组织性和分散性使得其对国家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杜赞奇在分析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时，证明了十九世纪末期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要严重依赖地方文化网络（杜赞奇，1996，第247页）。黄宗智则强调必须注意中国发展的“地方性”和“乡村性”。但是，地方文化网络仅仅发挥国家政权建设管道的功能并不足以影响国家权力的走向。黄宗智尽管关注“地方性”和“乡村性”，仍然认为中国农村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没有实现，有的只是一种农业经济和自然村落社会的内卷化延续（邓正来，1999，第436页）。总的来看，国家过分强大和农民过分弱小、国家的理性与农民的非理性、国家的全方位责任和农民的依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性、国家的体制化与农民的涣散性等等差别导致了农民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更不可能对国家发生某种影响。似乎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牵着鼻子放牛”，寻找一块“水美草肥”的绿洲只有国家才能办到，同时也不能不是国家的责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历史经验并没有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办法（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制度已经足以证明国家的强制性主导是一种很不好的办法）。这促使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命题，尤其是从乡村变迁过程中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