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当今社会为什么是矛盾高发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加大，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接踵而来的是社会各种矛盾都相继高发起来，静下来想在建国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温饱问题就不能结决，在那个时期，社会矛盾也只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十分单一，真正应了“不患贫而患不安”那句话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就是近一二十年，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有一个时期，犯罪率很高，大案、要案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十年翻番。群体性事件的增幅远远大于GDP的增幅。社会矛盾的多发与激化，决不是政府和人民所期望的，也是同我们国家的性质、制度和地位所不相称的。它提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因此，加强对社会矛盾的研究，是摆在各行各业面前的重大课题。社会矛盾的类型当今社会矛盾的状况可以说是无奇不有。有些矛盾是历史上罕见的，或者说是史无前例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再多也是可以分类的。有关部门通常把城市化中的社会矛盾分为五类：（1）劳资纠纷；（2）征地补偿；（3）拆迁安置；（4）企业改制；（5）司法不公。也有分为十多类的，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涉法涉诉、退役、教育、生态环境、金融证券、卫生、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上述五方面或十多个方面是按直接原因区分的，是活生生的、确实存在的矛盾。但是，这种分类是浅层次的，不是深层次的。这五个方面或十多个方面，大多是诱因，是导火线。有些社会冲突的表象同本质是有距离的，有些当事人是指桑说槐。气出在眼前，根子却在背后。按深层次的原因分类，社会矛盾主要有：1.贫富矛盾最近劳资矛盾引发的事件频繁出现。劳资纠纷占各类纠纷的比重在上升，增幅在加大。2008年累计未结的劳动争议案有10万4千件。劳资纠纷，说到底是个利益问题，是个贫富差距是不是过大的问题，是个社会结构是不是橄榄型的问题。众所周知：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美国的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科瑟尔），都认为社会冲突同经济利益的差距成正比，二者有很高的相关系数。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论用什么方法计算，不论是官方的计算还是学者的计算，抑或是外国的计算，都是很大的。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人均厌”的情绪，值得重视。他们对“人均提高”了多少不感兴趣，甚至冷漠、厌恶。“人均”，自然是一个尺度，可是，在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平均数的效度、信度在下降。在改革开放前，搞平均主义是有害的。在改革开放后，应当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邓小平多次倡导“共同富裕”，一再提出“防止两极分化”，“避免两极分化”。1992年他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进一步指出要“消除两极分化”。这里的“消除”二字值得玩味。是不是意味着“两极分化”已露端倪了呢？1993年，也就是邓小平89岁那一年的9月16日，他又说：“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贫富差距过大涉及到：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大小如何估量？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怎么定？由谁来定？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距以多大为宜？这些都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肯定不行；卖茶叶蛋的吃不起白鸡蛋，怕也不行。穷人一家的年消费水平抵不上富人家的一条狗的年消费水平，能容忍下去吗？中国有句话，叫做“穷鼠啮狸”。意思是：肚子饿的老鼠敢咬比它厉害的野兽。日前，电视里播放了一个案件。一个人三天没吃过饱饭，饿极了便去抢劫，被判了刑。法律只问结果，只以法为准绳，是对的；可社会学不能只问结果，不问缘由。这缘由是什么？大家想想看。缘由也就是源头。人们常讲“从源头上”抓起。我们该从哪里抓起呢？对当下的贫富差距，许多人不愿正视，说贫富差距“不是关键”。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古人云：“贫富常交战。”邓小平说得更透彻：“是要出乱子的”，“是要打内仗的”。这是在向我们敲起长鸣的警钟。2.官民矛盾上下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现在我们上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