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性文化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刘士林2006年09月21日中国教育报编者按:“世纪残照，千年熹微，所谓古今气运一大迁移者，其物是人非，阴舒阳惨之状，不可胜言矣。”这是四卷本《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总序开首一句，字中有声，森然欲搏人。遂灯下夜读，手不释卷。感慕其于物欲横流之现世，尚能“感百年苍黄，思返本开新”，追溯中华文化之本体，于诗学系统中找到中华文化“大异西方诸国诸族”者。遂千方百计寻访学人，邀其著文，再述“吾族吾民之性”，以喻读者，并请国人三思阅读之责任。在各种临界状态，中国古代人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诗性文化当然不是只有审美意义，它本身也曾是我们民族最真实的生活方式与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截然不同，中华民族懂得“诗者，天地之心”如何才能守护中国诗性文化？最基础的工作是认识与了解它在唐诗宋词中走上“回乡”之路如同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总是呼喊父母一样，在各种临界状态中，最容易见出不同民族的精神本性。如果是德国人遭遇挫折，我想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音乐，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在音乐中是“一切民族之王”。如果中国人遇到挫折，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这两句诗大家应该不是特别陌生。它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整天泡在诗的虚幻意境中，而是古代文人在科场失意之后的一句气话。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句气话，像柳永那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也是过于简单化的。试想，在人生理想与事业受到重创之后，一个读书人不是想着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不是在痛定思痛之后改弦更张，不是选择“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在异性的肉体与话语中排遣生命的焦虑与痛苦，甚至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其他艺术形式的疗救与慰藉，这当然是大有深意可寻的。中国古代人之所以总是本能地、不假思索地求助于诗歌，则是因为他们最深层的文化结构是诗性文化。“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是《诗经》，其精神峰顶是唐诗。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中国诗学精神》，2006年海南出版社《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之一）。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不仅在于生理基因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文化基因的差异。如果说前者直接反映在肤色、毛发与体质上，那么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他们的精神本性与文化传统。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中华民族最独特的创造则是诗学。如果说不同民族对过去与未来必须承担什么职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维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防止人类文明走向同质化。在这个意义上，重提“第一功名只赏诗”，就是找到了中华民族在文化战线上的当代天职与崇高使命。这不仅是因为，如果没有诗性文化，我们就不可能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更重要的是，作为诗性文化的精神后裔，如果我们的身影失踪了，就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其他人可以承担这一职责。---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文化是从“诗性智慧”中转换生成的文化形态以“诗性智慧”为核心，不仅可以梳理出中国文化的清晰肌理，也可以建构出与西方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在《中国诗性文化》（海南出版社《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系列》2006年修订版）中，我把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阐释为“诗性文化”与“理性文化”的对立。按照维科的看法，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从源头上讲，诗性智慧类似于人类学的“原始思维”；从现代意义上讲，它又近乎美学的“艺术思维”。用中国哲人的阐释，其具体内涵是“物我无对”或“物我浑然”；用西方哲学的话说，是主客直接统一的“一元论”。在人类之初，由于具有思考功能的理性意识尚未产生，所以在主体与对象、感性与理性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对立。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原始食物链在自然变化中突然中断，才终结了人与大自然同体合流的原始和谐关系。人类学家指出，原始民族的精神核心是“永生的信仰”。由于原始民族意识机能极度不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