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打虎”失败内幕一蒋经国高调“打虎”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几项法令和办法，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需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到上海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干部，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实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8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成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4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见，实堪欣幸。”11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14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论”，以免他人指责。后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转告蒋介石，美国有人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到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蒋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二报纸报道的微妙变化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队号召上海年满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举行入队宣誓，蒋经国为监誓人，要求队员协助政府肃清上海的奸商。同日，蒋经国决定在上海实行物资总登记，限令各工厂及商家，于当月30日前将所存原料及制造品向同业公会登记，报告社会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公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