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杰先生在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对《木兰诗》的思想艺术成就有下列一段概括性论述：在《木兰诗》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健康明朗的女性。她生命的充沛与情感的活跃，配合北方伟大的自然背景，组成了雄健刚强的交响乐，使我们听到了未曾听过的弦乐，体现祖国精神的无限高昂。在中国古典诗歌里，初次制造出一个典型的英雄性格的女性形象。通过这篇长诗，反映出人民要求劳动生活的强烈愿望，它表面是喜剧性的，但在反面仍然隐藏着悲剧的现实。从这首诗，我们可以体会到在那个时代里，广大人民苦于抽丁的压迫和连年不断的战争的苦痛生活。本诗的艺术特色是故事性强，布局谨严，描写生动，且富于音乐的美感，发扬了民歌的独特风格。我之所以引述刘大杰先生的这段话，不是因为刘大杰先生这段话有完全属于刘大杰先生个人的独立见解，恰恰因为他的概括体现了我们现有的普遍认识。我们如果不做过细的考察，是不会发现这段话有何可非议之处的。但是，我认为，其中还是颇有些应该深入思考的地方的。首先，我们一向把《木兰诗》中的木兰作为一个英雄形象来对待，刘大杰先生在这里也说她是一个“典型的英雄性格的女性形象”，这难道真的符合我们对《木兰诗》中的木兰这个人物的直观感受吗？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与我们平时所说的英雄模范人物是有根本的区别的。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平时理解的英雄模范人物更带有客观判断的性质，我们把那些曾经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英雄模范行为并具有这种品质的人物一律称为英雄模范人物，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却绝不能脱离开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和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给予读者的实际审美感受。从作者创作的角度，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是作者以赞叹、惊异的心情，通过对人物的英雄行为和高尚品质的描写，塑造出的超凡脱俗的人物形象；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英雄人物唤起的是一种崇高感。没有崇高，便没有英雄形象，英雄是与崇高并生的。(孙悟空完成的英雄业绩要比岳飞多得多，但孙悟空不是英雄人物的典型而岳飞则是，因为孙悟空不使人产生崇高感。)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典型绝不仅仅是他做过什么的问题，还是一个从何种角度感受并表现他的问题。如果我们忠于作品给我们的实际感受，我们便会承认，木兰更使我们感到亲切，而不是使我们感到崇高；她可以被称为英雄，但作者却不是以英雄人物的形象来塑造她、描写她的。其次，刘大杰先生说《木兰诗》反映出“人民要求劳动生活的强烈愿望”，其含义也是不那么明确的。任何概念的意义都是在与其他概念的区别中获得其确定性的。如果说它是相对于战争生活而言的，那么这里的劳动生活就是指的和平生活；如果说它是相对于官宦生活而言的，它就是指的平民百姓的生活。这里有两种对立的形式：战争生活——和平生活官宦生活——平民生活事实上，第一种对立在《木兰诗》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木兰诗的一个鲜明特点恰恰在于她没有把从军当作自己的痛苦和不幸，不论在战争生活还是在和平生活中她都表现着蓬勃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活热情。这是《木兰诗》与高适的《燕歌行》，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垂老别》等反战作品截然不同的一个特点。自然它并不以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它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为描写对象，既然木兰乃至她的全家都没把木兰从军视为自己的苦难，又怎能说该诗表现了要求和平的劳动生活的强烈愿望呢？木兰最后要求还乡表面上是要求和平的劳动生活，但须知那时战争已经结束，她的选择的意义已经不是在战争生活与和平生活的对立中，而是在官宦生活和平民生活的对立中表现出来的。在《木兰诗》中，官宦生活和平民生活的对立是存在的，但全诗的意义似乎又不全在此，因为不论在该诗本身的描写中还是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不愿为官而甘愿为民是极易实现的愿望，是不需以诗歌的形式“强烈要求”的。第三，刘大杰先生说《木兰诗》的表现是喜剧性的，但在反面仍然隐藏着悲剧的现实。在这里，刘大杰先生实际是以发掘作品“客观意义”的方式将自己与作者不同的把握方式带进了对《木兰诗》的评论中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面实际包含着对《木兰诗》的最危险的颠覆。一个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