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考古2014·42014年第4期移民与明清时期贵州的农业开发李景寿摘要:随着移民的迁入和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明清时期贵州落后的农耕制度发生了彻底变化。明清时期移民对贵州的农业开发，以水稻品种的激增为标志，在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河流沿岸一带首先得到了开发，然后又以玉米等域外农作物及本土杂粮的推广为标志，山区渐次得到了开发。关键词:移民;贵州;水稻;玉米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335(2014)04－0016－05明代卫所屯田、贵州建省和清代贵州改土归流，加速了贵州内地化的进程，而大量中原移民的到来，在引入中原传统农业技术的同时，促进了贵州水稻种植的发展和玉米等域外农作物、本土杂粮在山区的推广。目前，学术界对明清贵州经济史的研究，侧重于探讨明代的卫所屯田、明清时期贵州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开发等问题，而关于移民对贵州农业开发问题则探讨得较少。因此，本文拟从移民引起贵州农耕方式变革及农作物传播的角度，探讨明清时期移民对贵州的农业开发问题。一、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与本地落后农作方式的改变贵州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直到明代当地众多少数民族的农作方式仍然较为原始。甚至移民入黔之初，也由于受贵州特殊地形、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而一度放弃了原先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转而选择了粗放的农作方式。对此，史载:“明初设流官，中原人士稍稍民之，初变其俗……元以前无税亩，明始征秋粮。然欲清丈不得。盖地多硗确，复削山而耕之。一易再易，三易莱田等说不得而加之。耕山者宜新垦，新垦者草少，久之积莽生焉。复辍不耕。”[1](卷二十二《风俗》)显然，这非常符西周时期中原地区“田莱制”的特征。移民的耕作方式尚如此落后，众多少数民族农业生产的落后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其中，有些少数民族甚至尚外于渔猎阶段，如明代如铜仁府的“杨黄”人“男不耕女不织，出则执雀萝，以渔猎为业。”[2](卷三《风俗·铜仁府》)不过这种落后农作方式，随着移民的增多和中原农业技术的传入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而这大概又源于牛耕的推广。自古以来，贵州少数民族大多饲养着牛、马等家畜，但大多不将其用于农耕，如明代金筑司的克孟苗和牯羊苗“耕不挽犁，以钱誨发土，謆而不耘。”[3](卷五十九《诸夷·苗人》)此外，程番府境内的少数民族在农业生产中也不用牛耕，如史载:“岁时杀牛祀鬼，击腰鼓为乐。耕不用牛具，以木锹播殖”。[2](卷三《风俗·程番府》)李景寿，男，历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移民与明清时期贵州的农业开发清代，随着中原移民的迁入，牛耕日益受到重视，如道光时期遵义府的百姓甚至普遍认为:“农之本在牛强”。[4](卷十六《农桑·农具》)后来由于牛耕的普及，人们日益重视耕牛的饲养问题。对此，史载:“黄牛畏寒，水牛畏热，牯牛喜触斗。母牛爱眠，息饲之，当其时审其方冬欲热时，錺以谷豆錼糠，夏秋之间饮以汗水，沃草以盐汤，以取其凉。毋令饮水，饮之则錻，久之则虺。若耳根湿，湿其牛无病。耳燥鼻干，水莫倦喾是必病也，即按方治之。”[5](卷四《食货志·农事》)后来，秧马也传入了贵州并逐渐得到推广。如道光时期，遵义百姓已经使用秧马了。对此，史载:“吾乡治秧田，刈戎菽等密布田内，用秧马践入泥，俟烂，则播种，其力倍于粪，且不蠹。秧马制，以纵木二，为端四，横长倍广，下旁杀令上平，如足榻状。底如四履齿，用柔条一，或绳贯两端为系，高接手踏时，足各履一马，手提系，錽行茎叶好，深陷之，名踩青，甚便且速。”[4](卷十六《农桑·农具》)此外，移民传入贵州的生产工具还有龙骨车、牛打脚等，农具则还有蒲辊、犁辕、捷耙浪耙、水耙等。[4](卷十六《农桑·农具》)显然，这些由中原移民传入的牛耕等中原农耕技术，直接改变了贵州原先落后的农作方式。二、水稻品种激增与河流沿岸的农业开发明清时期，源源不断进入贵州的移民，大致首先定居在土壤肥沃、灌溉条件较好的河流沿岸一带。移民定居这些地方后，根据各地气候和自然条件，先后从内地传入或培育了许多水稻品种。因此，水稻品种的激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河流沿岸地区农业开发的状况。明代，封建中央政府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