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合理性及执政能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作的交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文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他直接领导新中国走过了27个年头。这期间，国家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曲折，无一不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连。因此，决议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为决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内容。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云起了重要作用。要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使党和毛泽东的威信受到了巨大伤害。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历史，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一项必须面对又十分严肃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有待纠正；另一方面，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也出现了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倾向。陈云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此十分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陈云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析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多次讲话，指出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得失。他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就曾强调指出：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1979年3月6日，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陈云专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特别指出，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和世界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陈云说：“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气和，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对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毛泽东的错误，陈云曾经与胡乔木谈过以下几点意见。他说：（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陈云上述关于正确对待历史、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多次谈话，实际上就为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决议起草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难处由胡乔木牵头的决议起草小组，成立于1979年12月。当时，胡乔木向小组同志提出，要考虑写历史决议与写历史的不同。决议不可能把很多重要问题和重要人物都写进去。起草工作，对一些问题的是非功过作出判断比较容易，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分析和理论评论，很不容易。他希望大家对决议应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意见。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与起草小组成员谈稿子中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表明，在起草工作的初期，大家还处在摸索阶段，还没有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3月19日，邓小平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邓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