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柳永情词中的名利、情爱观引言宋初发生许多文化变革，其势如疾风狂雨，而柳永则反传统而为之。虽隶属文人词家，却首揭通俗大纛，写出令人思及民间之作的题材，以其独特的艺术创作，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以俗为美，开辟了词史上的“屯田蹊径”，为词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的词作让我们认识到柳永与当时别的士大夫的不同之处，乃在于他的用情过多和为文的直率。而他在情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名利和情爱观念，则构成了柳永情词的独特魅力。一、名利：“浅斟低唱换浮名”的刻意解脱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其中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需要是最高层需要。[1]”中国的知识分子，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是以功名利禄的大小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地位的。柳永也不能例外。他出身于仕宦书香门第，父亲柳宜和几位叔父皆为科举出身，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儒学传统的仕宦之家成长起来的柳永，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追求儒学理想人格的烙印。在其早年的《劝学文》中曾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表现出了极其深厚的功名思想。他看重功名利禄，同时又有极大的政治抱负，将生存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全部寄予科举中榜，从此走上仕途之路。但是命运对他十分不公：初试未中，令自命不凡的柳永深受打击，激愤之余，他写下了《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对柳永而言这首词也许只是受到挫折后的牢骚之作，愤激之作，表达出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贤”者却被有眼无珠的当道者遗弃了，并唱出了充满不平和无奈的意气之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他并没有对自己的才能丧失信心，认为这不过是个偶然。然而词人意气冲动的宣泄之词却成为柳永第三次应试被“临轩放榜”的原因。吴曾《能改斋漫录》载：“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2]高楠《艺术心理学》一书中说：“当人的自我实现需要得不到满足时，这种需要所释放的能量会像一匹换了鞭子的马向其他方向窜去。[3]”柳永亦是这样，仕途失意的种种愤懑和烦恼，致使他选取了沉溺声色的生活，此后索性自命“奉旨填词柳三变”，并更加放肆的到烟花柳巷里寻求慰藉和刺激，逐渐成为纵情风月的浪子才人。当时，歌女和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4]”。但功名仕进一直是他心头不解得一个结，所以他多次离开汴京漫游，经历了多年的坎坷，在其后的几十年间，无论怎样受打击，柳永始终未挣扎出内心对名利场的渴求。最终在景佑元年，年过花甲的柳永改名以后，才考中进士，做了几任小官我们从他的《煮海歌》中可以看出，他为官期间，积极用世，体察民情，颇有政绩，还被祝穆评为“名宦”，这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典型儒家思想的表现。柳永一生，一方面，“他沉溺于世俗的享乐之中，陶醉在歌舞筵席的欢乐之中[5]”，认为“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醉乡归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别，名缰利锁虚度光阴”(《夏云峰•画堂深》)，“蝇头利禄，蜗角虚名，毕竟成何事？”(《风归云•向深处》),表现对功名利禄蔑视不屑；另一方面，“他又自觉从于封建的理性，不违背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因此，柳永词作中提及的‘名’‘利’，无论是淡然还是蔑视，都是作者无奈的心灵波折，都是作者难以自解的心灵挣扎。[5]”无论柳永表现的怎样洒脱不羁，不过是他刻意解脱而又无法忘怀的故意之语，是把词创作作为自我需要实现的一个方式，心里压抑发泄的一种途径。在他的骨子里始终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子。二、情爱：“我未成名卿未嫁，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女性代言中国古代文学存在着以诗言志，以词言情的传统。词更多的是关注封建文人士大夫的情感体验，因此，唐宋词人在词作中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