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中日甲午之战，庞大而衰朽的满清帝国被一个剽悍而凶恶的小个子击倒在地，遍体疼痛，羞辱不堪，本身的病灶也在发作，苟延残喘中，已经看到了死亡的阴影。但也并非无起死回生之术，老帝国从地下挣扎着爬起来，打量一下面前凶神恶煞的对手，发现了眼前小个子筋骨强壮孔武有力的秘密，那就是君主立宪，革新政治，变祖宗之法，以应世界潮流，图富强之路。适有国人猛醒，康、梁等士子“公车上书”，光绪亲政，欲图振作，遂有“百日维新”。后经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反扑，发动戊戌政变，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光绪被囚瀛台，康、梁远走海外，变法遂遭遏阻。之后遂有庚子之乱，东洋之祸未息，西洋之衅又起，八国联军，突入京城，两宫遁逃，国遭荼毒，列强豆剖瓜分之势已成，比之甲午，更加危乎殆哉。四海之外，列强环伺，九州之内，革命迭起，顽固如慈禧者，迫于大势，也不得不思改弦更张，以图自救，于是遂有之后的宪政革新。从戊戌变法到宪政革新，这条政治变革之路一直贯穿晚清帝国的始终，前者由光绪领衔，后者由慈禧主导，好比给一个病入膏肓者施行一次繁难而历时长久的手术，其中的血管神经，衰朽的脏器、不止一处的癌变病灶……其繁复错杂，盘结勾连岂可一语道尽!执刀施救者稍一不慎，触碰到某一根似乎并不要紧的神经，不仅使这老大帝国巨痛号叫，且可促其速死。对于这段并不久远的历史，方家多有论证，本文只就其间几个节点，略加陈述。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的吊诡在于，恰恰是当时并不经意抛撒的种子结出了最后的果实(无论是善果和恶果)，而经心培育的秧苗开的反倒是不结实的谎花。一、罢堂官光绪失策——王照事件。光绪自打做了皇帝，一直活在慈禧太后的阴影里，他没有施政经验和执政能力，这不能怪他，因为处理国事，执掌朝政的是垂帘听政的慈禧，他没有实践机会。在宫中，他只是一个事事听命于人且没有行动自由的忧郁的青年。他亲政之后，首先要干的是非常复杂的变法工作。变法，对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都是危机四伏，充满凶险变数的政治博弈。因为它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反对者的势力无比强大，因关涉荣辱沉浮，身家性命，所以有顽抗至死的蛮劲，弄不好，则有喋血萧墙之虞;在原有轨道上蹒跚而行的旧制度有一种因循的惯性，新事物总是令人看不入眼，要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里，易于被民众接受的思想和大胆谨慎的行动缺一不可。所以，即便是那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也会在权衡利弊得失后，方能下破釜沉舟的决心，并在决策和行动中缜密布局，力求百无一疏。这样的担子放在没有执政经验的光绪肩头其结果可想而知。不错，光绪有变法的决心和热情，但他实在是太嫩了。他久居深宫，太迷信帝王的权力，以为谕旨一下，国内就会风附影从。更不幸的是，他身边支持变法的几个大臣，以帝师翁同和为首，如张荫桓、徐致靖、文廷式等，折冲樽俎有余，而审时度势不足，比起那些阿附太后的顽固派来，如徐桐、刚毅之辈，不仅势力不抵，就是高层政治的手段和权术也稍逊一筹。至于进言谋划的康有为之辈，更是一介书生，对于实际的政治操作，幼稚懵懂，一窍不通，只可倡言造势，不足与言枢机。于是，变法伊始，光绪就忙于下旨。举凡军国重事、工农士商、造船修路，练兵开矿、办学著述、发明专利，裁汰冗员，旧俗改易……无不囊括，一日下旨几通乃至十几通。莫说这些改革措施一时尚有许多窒碍难行之处，即便可行，因循守旧的官僚们也不肯马上施行，因为他们知道，皇帝虽然亲政，真正的权力还是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不看老佛爷的眼色，把宝押到皇帝身上是危险的。由于官员们的敷衍怠惰，徘徊观望，维新百日，光绪皇帝所下的三百多道谕旨，大多都成了“空头文件”。细枝末节的改革尚且如此艰难，改制立宪又谈何容易?光绪的焦躁是可想而知的。初掌国柄有急切事功之心的光绪觉得很多臣子都在和他作对，似乎敌人很多，又找不到具体的目标，惩戒之剑已经举起，谁会成为他泄愤的目标?恰在此时，发生了王照事件。王照(王小航)，时为礼部主事，品级很低，连和大首长谈话的资格都没有，更别提见皇帝言事。皇帝为了广开言路，实行开明政治，曾下旨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