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风暴对我们的启示温州正处于风暴中。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逃离”成为温州民间金融风暴的标志性事件。疯狂的民间借贷导致了当地中小企业陷入资金链的可能断裂的巨大危机之中。。在温州民间借贷中，中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介是指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公司想赚取更大的利润违规操作，由于违规操作多在公司账外，很难监控。中介非法集资，违规放贷是本次危机的直接诱因，更使重灾区。回顾2011上半年，在宏观政策对流动性收缩的同时，向银行贷款无门的中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盛极之时，堪称全民放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二季度调查，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股票、基金等投资方式，成为温州人眼中“最合算的投资方式”。更富有“温州特色”的是，由于当地公务员拥有特殊的信用等级，单凭信用就可以借50万元，加上向银行抵押屋子贷款100万，每个公务员平均都能不费力凑200万，加入放贷大军。不仅如此，实际上，每个银行或多或少、变相涉及民间借贷。最明显的就是，官方利率和民间利率的巨大差异，导致很多贷款流向民间贷款。截至调查时，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占温州全市银行贷款额的20％，民间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温州民间借贷由来已久，大部分温州民营企业都是依靠民间借贷的支持发展壮大的。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30年间各种非国有经济被强制取消，一切收为国有，在金融领域，更有中国国有独资银行占绝对统治地位，由于一切按计划，生产靠指令，并没有资金短缺的担心，也没有自筹资金的必要。对私人企业而言，由于国家强令禁止，所以也不存在资金需求，供需结构在计划经济的严格限制下达到了均衡。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随着管制的放松，一批非国有经济经济力量的蓬勃发展起来，他们以市场需求瞄准大众的需求，迅速成为市场的生力军，这些民营私人企业为了某求进一步可持续发展，他们迫切需要后续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却无法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处得到帮助。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某些产生与特定时期的国企，他们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则也无法或不愿进行改革，却能从银行得到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其实，国有银行也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对生机勃勃的非国有经济，一方面想贷款，另一方面又因为民营经济规模小，有较大的潜在风险，不符合商行的贷款要求。对某些死气沉沉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不愿贷款，另一方面又由于社会规范与各方面压力而不得不贷款，在公有制条件下，当政治需求与市场需求发生冲突时，一般总是前者占据上风。其次，风险投资也帮不上民营经济太多的忙，我国的风险投资产生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展期短，规模小，不甚成熟，它们不屑于陪着被投资企业渡过漫长艰难的创业期。再次，民营想同过股市融资更是困难重重，中国股市设立之初，就把国企脱困减负放在首位，这是定位上的错误，股市的最根本目的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资金的流向应由市场说了算，人为的把国企放在了特殊的位置上造成了许多不正常的后果。于是，一大批民营企业被挡在了资本市场的门外。带有利益倾向的政策粉碎了大多数民营企业想通过股市融资的梦想。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人手中的闲钱越来越多，其实存银行只是有钱人的一种无奈选择，他们更渴望丰厚稳定的其他投资渠道。于是市场资金富于方与缺乏方都希望存在一类金融机构，他能在官方正式的金融机构的触角不能到达的区域，为社会闲散资金与需求者搭起一座桥梁，这就是市场期望，基于市场这样的期望与要求，民间信用应运而生。总的来说，民间信用是旧的制度与新生的市场经济力量之间的产物。对于温州金融风暴，主要归结与以下几种原因：1、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温州乃至长江三角洲，在国内长期的内需不足的情况下，90年代起，主要从事对外制造业、加工经济等出口型经济，但是近几年来，外贸环境不断恶化，人民币对外升值，以美金作为结算，销售价已经降低。更要命的是，人民币还对内贬值，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升，对外出口的的行业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