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析论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从考古学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考证。本书所采取的，基本上以考古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对考古遗址、器物（文献）、地理分布等情况进行分析。再结合数十年来，著者自己的历史考古经验，提出了“三历程”“三部曲”“三模式”“区系类型”等文明起源及发展，考古文化分类的观点。苏秉琦先生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在考古学界、史学界、文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论题，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中国考古领域的各种理论学说，基本都于欧洲考古学理论，但到了中国以后，又深深的印上了中国特色。中国文明历来与世界其它古老文明有着很大的差异，研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得出中国文明与众不同的特点，一直是中国考古工作力求搞清楚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受中国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很深。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线性的发展模式。也即中国文明孕育后，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华夏民族为中心，周边夷族文化不停与之交融，呈现天下一家的脉络。对此，苏秉琦先生有着不同的看法，并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这种想法逐渐明确了。他在自己一系列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开始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于不同的区系类型这样一种观点，而且将之不断完善起来。所谓的“区系类型”说，简言之，就是各地的考古遗址，以及从中反射出来的古文化特征有着不同的区域特点。将其置于中国考古地域而言，南方和北方不同，黄河流域与辽河流域有异，山东与河南各殊，陇东与陇西有别。这些种种差异，不仅在时间先后顺序上有所表现，而且在同一时间内的不同地区，即便是相邻很近的地区，都明显的存在。如果这些都还能理解的话，那同一文化下，产生的不同类型，就比较有特点了。比如我们熟知的“仰韶文化”，苏秉琦先生就将其分成了“半坡型”、“庙底沟型”等。反之，同一的文化类型，却来自不同的文化源头。比如“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却于“裴李岗文化”。中国古文化呈现出的这些特征，显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文明的有几个？苏秉琦先生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对中国古文化进行了区系分类。根据苏秉琦先生对考古文化的研究，得出中国文明发展的三个三理论：一是三历程。即古文化——古城——古国；二是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三是三模式，即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中国文明，从起源到发展，基本上是沿着这条道路在进行的。将“三历程”、“三部曲”和“三模式”的发展过程，纳入到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里面大体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不可能凭空产生一种比较发达的文明。按照三个理论的基础，文明最初由原始的部族发展而来。原始部族慢慢经过发展演变到聚居部落，再到原始古城，再到形成古国，乃至方国、帝国阶段，几乎都要沿着三历程，三模式的路线发展。将其置于中国任何一种古文明来说，都有实际意义。以夏、商、周三代为例：据《史记》载，禹乃皇帝玄孙，颛顼之曾孙；商始祖契，始祖母简狄为帝喾次妃；周的始祖是后稷，始祖母是姜源，为帝喾元妃。《史记》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是三代同起源于黄帝轩辕氏；二是三代又各有不同。除了夏后氏没有其他传说，姑且以其为皇帝直系后裔，则商契与后稷各有所出。《诗经》即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史记》才有简狄吞玄鸟卵，孕而生契的记载。又有帝喾元妃姜源踏巨人脚印，感而有孕，乃生弃（后稷）的传说。《史记》中的这些记载，因为有其矛盾之处，经后人考证，证实这的确属于传说，不合乎历史逻辑。然而，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不是《史记》的记载是否合乎历史事实，而是这一记载中透露出的文化起源问题。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发展定型的时期，这一阶段的历史，对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重大意义。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来看，基本上有这样两个情况：一是---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夏商周于不同的部族文化；二是不同的却都力图向一源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