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貧窮問題的成因及解決方法黃洪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香港貧窮問題惡化經已成為民間社會及政府的共識。據報章近期報導財政司說不會「錢來扶貧」，而其他政府官員則多提出以改善再培訓來改善「有人無工做、有工無人做」的狀況。政府提出上述的問題及建議，可見其對貧窮的成因仍未有深入的了解。所以未能對貧窮問題提出具體及有針對性的方案。筆者認為香港貧窮的成因可以分為三大類型：微觀、宏觀及中程(meso-level)的原因。過去政府多以微觀的原因來考察貧窮問題，微觀分析著重於個人的層面認為個人行為及文化是貧窮的主要原因。民間及學者則多提出宏觀的原因，宏觀分析則認為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才是貧窮形成的主因。這兩角度的不足，是因為缺乏中程角度尤其是對社會組織變化的分析對貧窮的影響。筆者認為必須加上這角度才能以歷史及動態的角度更全面地理解香港貧窮的成因，並以此提出解決貧窮問題的依據。香港九十年代的貧窮原因?微觀的層次(micro-level)：個人行為及文化貧窮文化論微觀層次的分析集中於個人的文化或行為，認為這是造成貧窮尤其是貧窮循環及延續的重要原因。微觀層次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認為貧窮的原因是貧窮家庭或社區所造成的。OscarLewis(1965)在<<LaVida>>提出貧窮文化(CultureofPoverty)的觀點，他提出窮人有本身一套代際延續的次文化。貧窮的家庭及社區產生了貧窮文化，窮人在文化中學習到如何應付貧窮，但不幸地亦接納了貧窮的狀況。這導致貧窮在貧窮的家庭及社區的延續及循環。Lewis認為貧窮文化一方面是窮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適應(adaptation)，而另一方面是對他們邊緣位置的回應(reaction)。由於窮人未能達到大社會所訂出的成功，貧窮文化代表著窮人對失望及絕望的對策。很多貧窮文化中的特點是由於窮人、不合資格、不能負擔或基於無知或懷疑，而並沒使用現存社會中的機構作出回應來解決問題。如窮人未能向銀行借貸，所以組成非正規儲蓄互助社。馬碧容以東頭居民為對象的香港本土赤貧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上述貧窮文化的視角來分析香港貧窮的原因。馬氏指出由於社會政策如房屋政策對貧窮者的誤解與無知令他們法律及福利的基本人權被剝奪，令貧窮者缺少金錢及物質。而生活及物質的匱乏令貧窮人士減少與他人的交往而令他們被排斥。亦因此令貧窮人士缺乏有關服務的知識，及為領取福利而感到羞恥。所以這些人士無力去爭取本身的法律及福利權利。馬氏的分析思路比Lewis簡單，而且比Lewis更悲觀，只看到貧窮者孤立、無助的困境，而忽視Lewis的另一重點:貧窮者作為主體對結構回應的可能性。實際上香港近年有不少貧窮者包括老人、單親、家庭的綜援領取者經己成立不同的自助組織，積極爭取本身的權益。貧窮者不完全是孤立、無助及無能的一群，只要有適當的支援與組織，他/她們亦有能力和有意願去改變有關的結構及制度。因此文化因素或與主流社會的疏離似乎並不能全面解釋貧窮的形成，另一派微觀分析則認為是政府的政策而不是貧窮者本身的匱乏才是令貧窮者「依賴」或「感到羞恥」的主要原因。政府政策創造貧窮?貧窮文化的觀點多強調家庭及社區如何形成貧窮社區的次文化外，依賴文化(dependencyculture)的觀點則強調是政府過好的福利制度削減窮人的自助精神，令他們變成依賴福利為生。香港政府官員亦曾公開宣揚這類看法，認為政府水平過高的福利制度會造成接受福利者的工作意欲下降，令他們有一依賴文化。在98年前社會福利署署長梁建邦便公開提出「綜援養懶人」的觀點。而在綜援檢討文件中亦強調三四人綜援家庭的金額比一般工人家庭的收入為高，會減低領取綜援者的工作意願。香港並不是一個福利國家。一方面市民可以依賴國家的範圍並不如西方福利國家那樣多；而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市民並不希望依賴政府，反而過份地強調要自食其力，非到必要時不願意接受國家或社會的「救濟」。可以說香港人根本上並沒有一套倚賴文化，反而有一套自立文化。這引申到另一角度來解釋貧窮：「建構的自立文化」：過於強調要自食其力才是令窮人，尤其是大量非領取綜援人士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這套自立文化一方面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而另一方面亦受香港政府所鼓吹。中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