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发展的“困境”走出发展的“困境”摘要：自清初至今，国内外文献中出现很多对于鄂伦春的记载和研究，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依据所处时代和研究特点，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作为“原始社会”的鄂伦春族研究以及以文化保护与发展转型为议题的鄂伦春族研究。对鄂伦春族研究的梳理，可以帮我们认识到学者是如何看待鄂伦春及其面临的“困境”。未来的鄂伦春族研究应更多关注“本体论”以及民族内外的交织互动等多元研究视角，而这些视角同样也是当下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所应借鉴之处。关键词：鄂伦春族;民族研究;文化人类学;本体论转向：C958文献标识码：A：1674-621X（20XX）06-0059-12生活在欧亚大陆东端的鄂伦春人，是分布在中俄边界两侧的跨境族群。在中国境内，鄂伦春人是被官方认定的中国56个民族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据20XX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境内的鄂伦春族人口为8659人。作为北方通古斯人的一支，鄂伦春人世代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帮助下，鄂伦春人逐渐从在森林中以狩猎采集为生转变为下山定居，并在生计上呈现多种经营的样貌。在俄罗斯境内，鄂伦春人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而是被划归在埃文基人（Evenks）中。这种划分也使得在目前英语学界，对鄂伦春人的专门性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方言研究中。本文将主要评述中文研究中的鄂伦春研究，并辅以少量英文和日文研究加以补充。鄂伦春人独特的狩猎文化及其在近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变迁能引起的发展困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产生了一大批的学术研究成果。尽管在中国，目前鄂伦春族的人口不足一万，但是他们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和民族诉求均具有世界性的典型意義，尤其是他们的生态理念具有借鉴价值[1]。无论是从族群传统、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鄂伦春族的研究都具有类型学和学理上的重要意义[2]5-8。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也是在看到鄂伦春族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发展及其困境后所提出的，这也凸显了对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边缘民族研究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在以往的鄂伦春研究中，不同时间段对鄂伦春人的研究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每个阶段的研究者都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这与不同时代的研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目的、外部背景、权力关系以及学科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鄂伦春族研究的梳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阶段学者研究重心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学者们是如何认识鄂伦春族及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同时还能帮助我们思考能否走出目前的“研究困境”，即固有研究范式，从而拓展出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进路来剖析鄂伦春的社会与文化。但在今天的鄂伦春族研究中，较少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学科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①①赵复兴、唐戈、刘晓春等人曾对鄂伦春研究进行过综述，参见赵复兴：《鄂伦春族研究概述——纪念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伦春族分组成立四十周年》，《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年第1期;唐戈：《鄂伦春族研究的主要阶段及其特点》，《满语研究》20XX年第2期;刘晓春主编：《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鄂伦春自治旗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1-8页。，从而突破现有研究范式和固定议题。在本文中，笔者根据鄂伦春研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研究特点，将这些既有研究划分为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作为“原始社会”的鄂伦春族研究以及以文化保护与发展转型为议题的鄂伦春族研究这3个阶段进行依次梳理与反思。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鄂伦春族研究提出3点展望。一、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鄂伦春”这一族称最早出现在清代。清朝第一次把鄂伦春人从其它群体中区分出来是在崇德五年三月（1640年4月），当时称鄂伦春人为“俄尔吞”。从康熙二十九年十月（1690年11月）开始，“鄂伦春”才作为统一的名称而被固定下来。从此以后，鄂伦春人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