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形而上学〔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8-0041-07一部西方哲学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形而上学的发展史。形而上学与存在论、本体论具有哲学基础性问题的重合性，因此，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经常将这三个基本哲学概念看作是对哲学基础性理论进行追问的同一个命题。形而上学是整个哲学理论大厦的基础，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是漂浮的、肤浅的、无根的。一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企图痛批形而上学的时候，却造成了赵敦华先生所说的“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时期相比，现代西方哲学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哲学派别。一个个哲学派别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的熙来攘往，构成一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哲学舞台上，斑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了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来形容哲学场景的漂浮境遇：‘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1](P282)。更有一些哲学在高举批判形而上学的大旗对形而上学进行一番淋漓尽致的解构后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的理论羞羞答答地回到了形而上学，如后期的科学哲学的奎恩、夏皮尔等人要求建立科学实在论，海德格尔等现象学人本主义对形而上学的重构等。也许这些哲学所重建的形而上学与古近代形而上学发生了很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说明形而上学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不能无原则地通过割断哲学历史的发展随意地宣布形而上学的死刑，相反，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基础性问题具有发展的永恒生机。马克思哲学从来就没有像国内现在有的哲学研究者所说的像逻辑实证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分割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他拒斥形而上学，却要重建本体论)等一样是完全地抛弃形而上学才走上辩证历史唯物论的，但马克思哲学确实对形而上学进行了一种现代哲学意义上的改造，即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将纯思辨的主观逻辑和自然物质的形而上学改造为主客观统一的具有现实生活意义的实践形而上学。一形而上学的概念一般认为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这本著作的名称。但由于形而上学实际上与古代西方哲学具有同义性，所以，必须从哲学的视域对形而上学进行厘察。真正的哲学都起源于对问题的形上追问，是对存在本身而非对具体的存在者的求解，也就是对存在者何以存在的惊疑与究诘。所以，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关于存在的学问。存在的范畴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设立的。自此后，西方哲学就从来没有超出这一论域。巴门尼德提出了“存在之外并非存在”，“存在是一”，“存在与思维同一”等在他那个时代最具思辨性的著名哲学命题。这些思想是关于“存在”之思的源头，因而也是真正哲学形而上学的起源。在巴门尼德那里，对存在的思考是不需要从存在者出发的，也就是说不需要感性的经验，而是纯粹的理性直观。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巴门尼德的“存在”的问题实际上裂变为两个命题：“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和“存在者存在的根据”。第一个命题是对巴门尼德“存在”问题的继承，第二个命题是对巴门尼德“存在”问题的拓展。而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存在”问题的焦点放在第二个命题上，所以，巴门尼德的“存在”之思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域中实际上沦降为思“存在者”，对“存在者”的探究取代了对“存在”的追问，巴门尼德的“存在者何以存在”的问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转化成“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性”的问题。柏拉图将“存在”界定为“理念”，亚里士多德将“存在”设定为“实体”，这样，哲学就从原来的对于“存在何以存在”的发问变成了为经验现象世界万物寻找一个超验的永恒不变的始基、本原或依据的逻辑预设，实际上也就变成了对“存在者”的考究。正如吴寿彭先生所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各种最初的根源和最高的原因”，即存在的“第一因”，或者说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2](P56)简单地说，形而上学就是要探寻感觉到的现象世界背后的根据，也就是求索现存世界的终极本原。这成为后世哲学对存在问题探讨的主流方式。以致海德格尔一再指责传统的“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