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军阀自不待言，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到了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决定性的是经济。1928年，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号称全国统一；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军事结合。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1949年以前，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海耶克所说：形成这样的“自发拓展秩序”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法治）、竞争。参加WTO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为此，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疑难杂症的百宝箱，惟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另外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淮成枳；到了中国，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于是，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风行的是：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或是专走偏锋，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与传统思维方法结合，演出连台好戏。“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非此即彼。你主张吸收西方主流文化吗？准要骂你是买办、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追究你姓社还是姓资！说不定再加上一顶卖国帽子。认识的分歧，提升为政治对立。虽已是昨日的故事，其流风余韵不可低估。这些现象后面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沉重包袱。乾隆爷时代，占世界人口1/6的中国人，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1/3。今天则分别是22%和10%。说起来更令人心酸的是，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相应的数字是25%和5%。落后了，怎么办？要是说19世纪的中国人还为学西方是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时至20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纪，完全拒绝学习西方的，几近绝迹。问题是学什么和如何学？有的人忧心忡忡，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特性化解，卫道心切。有的则热衷追赶时髦。他们染上现代主流文化恐惧症，病源是古怪的古老大国心态。不过，现实是这样无情，不建立完整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就无法告别落后，摆脱困境。什么是现代主流文化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缺一不可。这些制度和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人们结合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