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本文对中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以及在此期间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所做的考察，是放在中苏关系演变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结果说明，毛泽东对苏联实力和目标的认识以及对苏外交战略和方针的调整，是中国观察国际形势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援助和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方针；同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中越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致使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它的中国分裂，而与苏联结成同盟。这一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961—1964年中国援越抗美初期。此期中苏关系因素的影响尚不明显；（二）1965—1969年中国援越抗美中期。这一阶段中苏关系持续紧张，此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并非不重要的消极影响；（三）1970—1973年中国援越抗美后期。中苏两国这时已走向全面对抗，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及早实现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并避免越南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但是，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后，尽管黎笋口头上仍然表示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成功的”，能向越南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1]而实际上越南却已经投入了苏联的战略势力范围。一1961年至1964年美国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时期，中苏关系正走向全面破裂。在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遭受战争威胁之时，中苏双方并未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重新团结起来，携手援越。但由于两国在与越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对越南的抗美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中国积极援助，苏联消极回避，从而使越南平衡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略向中国一方倾斜。如此，在此期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中，中苏关系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一开始即给予坚决的支持。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2]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3]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4]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5]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6]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7]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8]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三十万到五十万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