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一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认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独特基调。”而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它始终贯穿于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早在嘉道年间就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封建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世到来。他以饱含忧患的诗文抨击时政，起到了“伐鼓撞钟”般振聋发聩的作用，成为具有历史路标式意义的诗人。继龚自珍之后，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觉醒，涌现出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林昌彝、梁廷楠、周济、汤鹏、鲁一同、朱琦、姚莹包世臣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和文人学士，他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动荡与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倡言“经世致用”之学，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以犀利的笔触，写下很多满怀悲愤、饱含忧患的诗文。林则徐禁烟未果，虽遣戍伊犁，但仍忧患国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充分表达了一位“封疆大臣”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国事为重的赤诚爱国之心。中英鸦片战争在广东燃起，英国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的英雄事迹，激起年已60的诗人张维屏的义愤和爱国热情，写出《书愤》、《海门》等忧时愤懑之作，生动地展示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壮丽场面，盛赞三将军英勇捐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侵略者魔爪继续伸向我国东南沿海，厦门被占，定海、宁波沦陷，镇江失守，台湾危急，侵略军的残暴，人民群众惨遭蹂躏，引起闽籍诗人张际亮、临桂作家朱琦、浙江镇海诗人姚燮等的忧虑和愤慨。他们“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之于诗”⑶。朱琦抒写的《老兵叹》、《感事》、《关将军挽歌》，姚燮的《闻定海城陷》、《北村妇》、《兵巡街》、《捉夫谣》，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十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杞忧》等等诗篇，或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庸臣的卑怯投降，或暴露英国侵略军淫掠中国人民的罪行，或描写人民群众奋起反侵略的斗争，或悲愤国土沦丧，或歌颂爱国将领的凛然正气。他们从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中选取题材，多采用组诗或乐府诗体形式，透过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融化于具象描写之中。二中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并非稀见。从屈原到李、杜，从陆游、范仲淹、辛弃疾到吴伟业和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文，无不渗透着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忧国忧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忧患意识，但是，只要我们拿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近代文学的忧患---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意识有以下鲜明特点:1.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意识的觉醒。在近代以前，作家们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利益出发而寄寓自己的忧患济世之才的。如岳飞的《满江红》，“悲切”的是“靖康耻，犹未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为的是“朝天阙”。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但谁又能否认杜甫基于“忠君”的爱国思想的?屈原诗歌在表现其无限的忧患之时，不又在时刻盼望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呢?诸如此类的“爱国”、“忧患”都有一前提——忠君。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则发生了新的变化，作者目睹民族灾难深重，忧患意识已冲破“忠君”和儒学伦理观的束缚，而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去洞察时局，关心民族，倾诉自身的忧愤和关切之情，近代作家均以自己的创作寄寓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家开始抨击清王朝统治者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表达了他们无比的愤慨和忧患意识。“血洗舟山浪作堆，羽书又报海南来。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把门开。从今敢笑陈涛败，房官犹曾战一回。”⑷陈天华在他的小说《狮子吼》里满怀爱国热情，尖锐地揭露了满清王朝的残暴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