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莎士比亚所塑造的诸多艺术形象之中,欧美学界对之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哈姆雷特。不少批评家对哈姆雷特赞誉有加。Coleridge认为他是一个勇敢无畏的英雄人物,是理智的化身,即使是在其行动与性格的矛盾中,在为父报仇时所表现出的犹豫和拖延中,也可以让人看到一种伟大的、几乎是巨大的智力活动。Hazlitt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具有细腻的思想和感情,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哲学思辨者之王。Schlegel承认哈姆雷特思想和行动并不一致,但却认为他思考力和行动力的失调,正好反映了他“高尚的天性”。别林斯基确信哈姆雷特能“使所有依赖他的人得到幸福,并且促进所有善良的事物向前发展”,是一切“优美因素的集合”,即使“他在软弱时也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不过,在一些批评家对哈姆雷特的形象加以肯定的同时,也有另一些批评家表示了很不相同的意见。伏尔泰是最早对哈姆雷特的形象给予负面评价的人之一。伏尔泰称戏中的哈姆雷特像个疯子,说话俗气,与其他满口“可鄙的粗语”的人“同样令人厌恶”。SamuelJohnson虽然不赞成伏尔泰对莎士比亚整个剧作所持的激烈的批评态度,但也不赞成把哈姆雷特视为英雄。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特点之一就在于他从不塑造英雄人物。因而,在他的眼中,哈姆雷特只能是一个普通人,不但像常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的情绪,而且还受到各种利害冲突和彼此矛盾的强烈情绪的影响。Lamb发现哈姆雷特感伤色彩太重,胆怯、粗枝大叶、畏缩不前，显然也与英雄的形象相去甚远。Rubinstein更进一步指出,哈姆雷特过分敏感,而且缺乏信念,尽管不乏机巧与理智,却是一个不愿也不敢承担责任的人,定会使许多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从其身上看到自己的侧影,并表示认同。与国外莎士比亚研究者对哈姆雷特的评价两种意见针锋相对的情况不同,中国莎学研究者对哈姆雷特的形象,却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加以肯定。这种情况,正如不少学者已指出过的那样,与前苏联的影响有关。1949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大陆学术界中的主流理论和主导观点,都借鉴于苏联,都是在正统的苏式理论和观点之上发展而来的。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尤其是阿尼克斯特,影响了众多的中国研究者。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阿尼克斯特宣称哈姆雷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具有“崇高的人文主义理想”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民思想情感的代言人”,是致力于广泛社会改革、投身于“解放人类的光荣战斗中的一员战士”。阿尼克斯特的上述观点,通过他的《英国文学史纲》,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莎学研究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中国莎学研究者对于“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这一论断,长期以来都坚信不疑。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开始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80年代末前苏联的解体,中国开始有学者对于把哈姆雷特视为人文主义者典型的传统观点表示质疑。最早的质疑是由陶冶我在1984年首先提出的。接着,陈超堂、高万隆、从丛、李玉莲、高德强等人也先后发表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说法表示异议。其中一些论文,对此问题的探讨还颇为深入,不乏真知灼见。不过,这些质疑之声,却显得较为微弱。由于在国内众多学术期刊上,论证“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者们发表的文章,在“数量上长期占上风”,因而质疑派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广大研究者的注意。对此现象,李伟民2004年的一篇论文曾经作过描述和解释。该论文提出,中国50多年对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哈姆雷特是人文主义者”的观点,在第一个阶段中从前苏联引进,在第二个阶段中得到确立,只是在第三阶段中,才开始受到质疑。不过,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原有研究视角、观点的强大辐射力”,质疑派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乃至于“在相当一批研究者中间”,对哈姆雷特这一艺术形象的认识并未得到“全面更新”。改变这种状况,已是中国莎学研究者的“共识和当务之急”。遗憾的是,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从李文发表以来的五年中,国内研究哈姆雷特的文章,涉及到否“人文主义者”这个问题的,可以查到的有40多篇。其中仅有两篇明确对此表示了否定的意见。一篇由郑汉生发表于2004年,另一篇由孔繁星发表于2008年。前者主要从哈姆雷特对人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