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电视传播现象若干问题的思考■毕一鸣【内容摘要】当下,电视成为传播活动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媒介,电视传播也成为理论界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本文主要针对电视传播中的娱乐化倾向,新闻的客观、真实性、体育节目的商业化以及媒介事件的历史价值等提出新的认识角度和批评方法。【关键词】电视传播;娱乐化;真实性;商业化;政治仪式广播电视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它在探寻自身规律的同时,不断充实着节目的内容并完善着播出的形式。无论在听觉艺术还是视觉艺术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并不是说历史形成的刻板模式就尽善尽美了,广播电视的模式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待重新审视,以求不断发展和完善。广播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特点是轻松、愉快,它源自于享乐主义的通俗文化。娱乐节目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游戏,这种节目既省钱又灵活,既轻松又具有刺激性。游戏节目的魅力在于机会和规则的内在矛盾。机会具有不可预知性,规则却是制约因素。有奖竞赛节目之所以受到欢迎,就在于它给予观众愉悦的同时,也迎合了人类的贪婪本性。因此它的文化价值就受到了质疑。娱乐节目的另一种形式是滑稽闹剧,也就是情景喜剧。情景喜剧是被程序化了的故事情节,表演性很强,有一定的幽默性。它们所展示的是与社会规范和传统价值观相悖谬的现象,这样才能给人带来娱乐的效果。但这种闹剧式的玩笑仅限于日常生活的现象,并不触及社会敏感问题。它们为社会转型提供了迂回的空间,成为社会压力下的缓释器。于是,人们从戏剧故事中得到了精神的慰藉,宣泄了心理上的压力。这类节目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循环性:地位是改变不了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节目对政治体制并不构成威胁。情景喜剧的人物虽然是类型化的、夸张式的,但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影子。滑稽闹剧具有清晰的民族文化的特点,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因而是社会变迁的敏感指标。各国对电视暴力现象的批评从来就没有终止过,也是电影经常受到的指责。然而,戏剧性意味着冲突,冲突的解决方式又往往是暴力,而在“合理的”暴力与“不合理的”暴力之间划分界限却是比较困难的。影视中暴力对社会的消极影响引起了受众的强烈不满。但是如何克服和解决这个问题,却总是众说纷纭,从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人们对影视剧中造成虚假的刻板印象或成见一、谨防“娱乐至死”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在他所著的《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以及对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一些国家在大力开发黄金时间电视系列剧和电视连续剧的同时,常常从成本核算的角度,考虑降低制作费用和追求娱乐效果,从而获取更多的广告收益。由于娱乐性强,传播效果了巨大的商业成功,高。56但艺术批评家对它们的评价并不现代传播2010年第7期(总第168期)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毕一鸣:当下电视传播现象若干问题的思考数民族(如美国黑人和西班牙语族裔)、引人发笑的傻瓜乡巴佬、西部片中野蛮的印第安人,常常会导致相关群体的抗议,并引起关于“政治歧视”、“文化歧视”等讨论话题。早期的美国广播剧《阿莫斯和安迪》用白人演播黑人,表现他们自私、贪图小利、易受欺骗的特点,在1929年播出时大获成功,50年代改编为电视剧,却引起了抗议。对“真人秀”等纪录戏剧有一种全盘否定的批评,说它误导观众对现实生活和历史特征的感受。多数人赞成在纪实性的戏剧中,要尽可能地寻求基本事实并采用合理的想象,如果毫无根据地添加细节,追求所谓的“戏剧性”,同时又标榜它是历史的真实性,则应予以摈弃。有人质疑,最近很火热的相亲节目,特别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