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历史视阈下的和平富强观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这难能可贵的和平与经济发展的甜头，更促使我们认识到和平发展与富强中华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尚在发展中的国家，唯有保持和平才能走上繁荣致富的道路。我们没有多余的财力物力去对周围挑衅的国家予以武力还击，更重要的是，某些西方国家正意欲挑起我国的动乱，以此限制我们的发展。因此，中国保持和平、团结，是必不可少的。富强的观念可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尽管那时中国内忧外患，但他们的思想还是有可取之处。19世纪70年代以后，洋务派感到在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拮据、后勤供应不足、燃料短缺以及没有运输、电讯等事业相配合的困难，于是他们开始感到仅仅“求强”是不行的，从而把注意力转向“求富”，便从新式民用企业的创办入手，洋务运动转入“求富”阶段。7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求富”思想的主要内容为:第一，“寓强于富”。在洋务派看来，求强的结果并未改变衰弱的局面，中国之所以“弱”的原因在于“贫”，因此必须转“贫”为“富”，这样才可以“强”。李鸿章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第二，“必先富而后能强”。从“求强”观到“求富”观的递转和觉察到富与强的因果关系，表明洋务派的认识较以前深入了一步。李鸿章认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薛福成指出:“中国地博物阜，甲于五大洲，欲图自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先谋自强，欲谋自强，先求致富，致富之术，莫如兴利除弊，兴利奈何？一曰煤铁之利，每省能开一二佳矿，则船政、枪炮、制造各局所需，无须购之外洋，可省无穷之费。一曰五金之利。云南产铜，山东、吉林产金，广东产水银，四川产银，诚能广为开采，妥为经营，则货不弃于地矣。一曰鼓铸之利。如能仿英、美诸国之铸金银，公家之利甚溥，而钞票之法亦寓乎其中，即银行之利亦可兴焉。第三，“与洋商争利”，面对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航运权的控制，洋务派认为必须与洋商争利，才能实现求富的目标。李鸿章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指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