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的转换与文化的冲突对中国大学办学理念现代化进程的思考摘要：中国大学自清末以来的百年发展进程中，先后经历了模仿日、德、美、法和苏联大学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国大学百年现代化进程虽以西方模式为显性主导，但却是基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隐性运作的，模式频繁转换的背后恰恰隐含了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选择怎样一种大学模式来整合西方学术文化的问题。这一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代中国大学文化软实力的打造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关键词：大学理念，办学模式，现代化，传统学术文化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从西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这些“舶来品”取代了国子监、书院等传统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致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强制性变迁。然而，相对于制度变迁而言，文化转型则要复杂和艰难得多，毕竟，中西学术文化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西方学术自古希腊以来就奠定了“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认知传统；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经世致用，即治学之目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知识如何通过人的行动来影响现实世界。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显著差异，导致“西式大学”植入中国后一直处于中西文化冲突的张力之中，植入的模式因而不停地发生变化，经历了从日本、到德国、美国、法国，再到苏联的转换过程。模式频繁转换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选择一种西方大学模式来吸收和整合西方学术文化的过程，尽管在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这个过程被不停地打断而产生断裂，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这种文化的隐性选择作用从未停下脚步，甚至一直延续至当下。本文即是从这样一种视角，来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百年进程进行分析，试图对西方大学模式植入与转换背后的文化逻辑进行揭示，并给出自己的思考与解释。---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以日为师与“中体西用”的悖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模仿“泰西”建立的一批洋务学堂。这里的“泰西”是对包括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的一种泛称，表明当时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没有明确的模仿对象。甲午战败后，国人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中看到教育改革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作用，于是转向集中模仿日本。晚清政府先后颁布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都是参照日本学制制定的。以国家名义创建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大学——京师大学堂，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仿照东京大学建立的，带有浓重的日本味道。“假道”日本而非直接效仿欧美国家，除了基于地缘、国情、成本等因素的权衡外，更根本的一点还在于，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成功地保留了儒家文化的威望，其教育改革的模式被视为“西方技术与东方道德相结合”的典范，这与晚清政府确立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不谋而合。尽管如此，中日在对待儒学的态度上依然是有区别的。日本学者依田憙家指出，就像欧洲的现代思想是通过缩小乃至否定基督教神学的有效范围发展起来一样，始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现代化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较早地将儒学的有效范围限定在道德领域，这就为日本早期的教育现代化清除了观念与政治上的障碍。但在作为儒学发祥地的中国，经历千年的传承发展，尤其是在“儒学—科举—选官”的制度链条中，儒学通过与政治合流而在思想意识领域占据了坚如磐石的地位，要想把儒学局限于道德范畴是非常困难的，这无异于否定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正因如此，晚清的教育改革虽然选择以“日本为师”，但是改革的结果却与日本相去甚远，清政府并未像日本那样，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富强国家的目标。以“中体西用”为办学宗旨的京师大学堂就是典型的例证。应该说，在“西用”的保护伞下，京师大学堂借道日本对西方大学的学习是颇富成效的，它在学科设置、课程内容、教学形式等制度层面很大程度上“西化”了；但在观念层面，由于受“忠君”、“尊孔”思想的禁锢，“学术本位”、“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西方大学的经典理念，一直未能进入其办学视野，京师大学堂保留了封建官僚养成所的性质，远非“一所具有现代精神的新式大学”。在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西学与西方大学制度的输入是当然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