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成克杰案件始末——专访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告诫我们，建立和完善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预防和治理腐败至关重要。”《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北京报道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一系列举措向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传递了非常明晰的反腐倡廉信号。人们期望，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由此进入新阶段。那么，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历程和来之不易的经验，未来走向又将如何？中央纪委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吴振钧日前向本刊讲述了他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时，亲身经历的一起重大反腐败斗争---查办成克杰巨额受贿案。吴振钧于1980年进入中央纪委工作，曾担任中央纪委、监察部副（司）局长，海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90年代末，他回到北京，担任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中央纪委副部级巡视专员，中央纪委、中组部第三巡视组副组长、中央金融巡视组副组长，现任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30年的纪检监察经历，使他得以亲身参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其中包括80年代初广东沿海查办共和国第一起走私案、90年代的成克杰案等。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中央确立了标本兼治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针，由此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一些情节至今仍令人震撼的大案要案陆续浮出水面。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主席成克杰案。案发时，成克杰已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涉案职级最高的反腐败案件。吴振钧时任成克杰案调查组组长。在总结这起案件时，吴振钧着重提到了管理制度和监督的重要性。他说，成克杰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制度建设，特别是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方面，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吸取成克杰案的教训，关键在于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便利、管用、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机制，而且要通过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使这套制度付诸实施。以下为吴振钧向本刊记者的讲述。老同事和新任务1999年4月，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海南省监察厅，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官园大院，调任为中央纪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中央纪委第八室是1993年合署前由原中央纪委五室和原监察部六司合署组建的。中央纪委八个纪检监察室的分工，有着特定的安排：一至四室主要分管国家各部委的监督检查工作；五至八室负责地方省区市的纪检监察工作，其中八室主要负责联系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中南六省。回到中央纪委八室，我这名老兵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适应新情况、接受新任务。那时，八室共32人，两位副主任，两位副局级专员，其中局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17人。中央纪委八室自1998年先后查处了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成克杰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刘知炳等十多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重大案件，涉案人员总计达到7000多人，涉及省部级以上干部27人，为国家挽回了重大经济损失。那时，我们长期出差在外，有时节假日包括春节都回不了家。1999年，全室32人共出差3944天，人均127天。2000年，全室出差4640天，人均149天。2001年达到人均218天。我们有20多人受到表彰及立功。成克杰和刘知炳案后，专案组全体同志荣获集体一等功，每人有3000元奖金。我们每人拿出1000元通过共青团中央捐赠给北京大学贫困学生。2001年，我们还被评为全国先进集体。查办案件是一场始终贯穿着腐败与反腐败、调查与反调查的尖锐复杂的斗争，要战胜日趋狡猾、诡秘的腐败分子，既要有无私无畏、敢于斗争之“勇气”，更要有讲究策略、善于斗争之“谋略”。成克杰案件的成功查办，就是在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委常委高度重视下，盯住不放的结果。成克杰特大受贿案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尉健行同志的领导下，在祁培文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我们八室调查组全体同志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善于斗争的智慧成功突破的。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调查组就将成克杰利用职权、伙同情妇李平，通过为他人搞项目、批贷款、升官等形式，受贿4100多万元、非法牟利1100多万元的问题全部查清。对成克杰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是在1999年。而中央纪委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