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浏览了《更高存在》一文，零星有几点针对性的感受。读文章的过程中，作者始终强调社会公众和很多法律人士都太过呆板，不懂变通，而作者却运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具体案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此，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从作者身上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感性而非理性。就从我们学校采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对于韩群凤杀子一案，主体、客体、客观方面都是很明晰的，最让作者深究和纠结的是这个案子中的主观方面，当然，韩群凤主观上的直接故意也是很容易认定的，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导致儿子的死亡而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照这么说来，四要件具备，故意杀人罪成立。然而，作者试图从犯罪主观方面的犯罪动机来推翻上述罪名的成立，很明显，作者被韩群凤打动了，那么犯罪动机的“善良”能否推翻罪名的成立呢？这得分情况，犯罪动机作为推动主观故意产生的源泉，确实有“善恶”之分，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如果某一罪名的成立规定了必须出于某种犯罪动机（一般是我们所认为的“恶”的动机），那么不是出于此犯罪动机而符合了犯罪构成四要件，也能排除犯罪，这个时候“善良”的犯罪动机确确实实起到了作者想要的作用，但如果刑法未规定某一犯罪的成立的犯罪动机，那么也就是说不论你出于什么犯罪动机，只要满足四要件，那么就是构成犯罪了，其实也就是在这个犯罪中推定了任何犯罪动机都是“恶”的，不存在犯罪人狡辩的情形，刑法对故意杀人罪规定恰恰是后一种情形，《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也体现了法律对生命严格的无条件保护，这是法律价值选择的结果，法官纵然有自由裁量权，但也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之内。那么，在诸如此案的情形中，法律如此规定是不是不够合理呢？或许可以这么说（只是或许，不绝对），因为法律在不断修改与进步，但在法律还停留于现状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情形呢？我想通过对作者某些观点的反对来说明我的看法：1）作者说：“足见，关于“故意杀人”的指控与认定未遭遇质疑和抵制，不仅在于普通公众的“糊涂”与“无知”，甚至连法律人士都首先将现象当作了本质，有称行为人基于何种动机而产生杀人故意并不影响杀人罪的成立，而只是量刑时应予考虑的情节。”我觉得，在法律没有明确杀人主观动机为故意杀人罪的必备要件时，主观动机当然不影响故意杀人罪的成立，这也是罪刑法定的要求。况且正所谓“恶法亦法”，法只有得到统一严格地执行才体现其价值和权威2）作者说：“人伦惨案关于“故意杀人”的定性与定调，其根由或基于对生命的绝对保护，囿于“绝对保护”的思维与惯性，即禁止任何人为的在客观上终结他人生命的行为而无论原因与方式。因为法律对于“安乐死”或者“解脱”之类“了结生命、免除痛苦”的无规定和国家的不认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实际上的“安乐死”与“解脱”行为的处理遂缺失依据，辄事实上沿用已为现代法治所摒弃的“类推适用”原则——以“故意杀人”论罪、按照“故意杀人罪”判刑。”我觉得，类推原则只是在公法领域不能适用，因为公法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但在私法领域，类推原则还是应用较广的。而且，这里定性为故意杀人不是直接适用法律吗？何来类推？总之，我觉得本文作者过于理想化而缺乏理性，如果作者真的觉得这个案件判故意杀人不公，那么就应该致力于撼动法律本身（而不是呼吁法官违法判案，法官只能在其自由裁量权内做出相应的具体案件的变通），即例如让立法规定基于何种犯罪动机的杀人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而且这个规定必须严格明确（不然还可能滋生司法腐败的空间），否则如果在个案中一一探究，只会导致执法尺度不一，影响法律的权威和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不信任就不遵守，这样就失去了法律存在的规制社会的意义。显然，这样就会破坏司法独立性，导致实践中很多情况下存在的“民意”裁判，作者正试图去说服广大民众以造成民意统一，来影响法官独立判案，这是极其危险的，法律权威的前提之一即是司法独立，纵使法官确实违法裁判了，也只能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而在本案中法官却是在合乎法律的框架下寻求正义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