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百年经济奇迹2--一切为了交易的便利荆楚网消息(湖北日报)几乎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荷兰人，靠什么促进经济发展？那就是创造出比对手更优的商务环境，更多的潜在的赚钱机会。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解释说，行会制度的变革和对特权垄断的限制，以及私有产权的确认和保护，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了市场效率，荷兰因为其商业的自由，而被誉为“生意人的天堂。”“商人，新的英雄”在17世纪的荷兰人那里，以人为本不是以官为本、以神为本，实际上是以商人为本，尊重商人的利益和诉求，不论千种动机万种目的，荷兰人组织和制度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使荷兰人发财致富。在这个国家中，神权、王权、社会地位、自然资源无不为生财而存在，为市场交易的便利而转向。在中世纪，与其欧洲地区一样，荷兰同样是处于宗教和王权的压迫之下过着刻板守旧、封闭隔绝的生活，城市生活和财富的分享往往与商人无关。就阿姆斯特丹而言，每到晚上九点半，城门被砰的一声关上，士兵们把钥匙送到市政厅，将钥匙放进一个特殊的盒子里，然后把装有钥匙的盒子交给一位市长。只有节日，才容许荷兰商人进城。总之，荷兰建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与当时的其他城市无异。在16世纪后期，在饥饿和频频出现的自然灾害面前，荷兰商人的粮船胜过了宗教的说教，代之而起的是：“商人，新的英雄，每天通过贸易手段击败战争，战胜饥饿，贸易是力量之源，生命之源，它只能在自由的环境中蓬勃发展”。自由显然是商人的自由，商人逐利的自由。这种变革并非自然而然就能够实现，王权的既得利益者害怕荷兰的“毒草”蔓延至整个欧洲，西班牙的阿尔法甚至喊出了“宁把一个贫穷的荷兰留给上帝，也不能把富裕的荷兰留给魔鬼”的口号，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荷兰追求“自由制度”的决心。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拉开了大航海的序幕，也惠及被西班牙管辖的荷兰商人。经济实力的逐渐强大和自由思想的长期酝酿导致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市场经济制度为主体的制度。革命后的荷兰，处于这个权利金字塔的底部、起绝对作用的是地方商人，地方商人中产生市议会议员，市议会议员中产生省议员，省议员中产生联省议会的议员。最高权力机关是联省议会，议会最高决策者成为大议长。他有立法、决定赋税、宣战、媾和与处理重要国务的权力。各省无论代表人数的多少都只有一票表决权，对重要问题的决议必须一致通过才有效，有意见分歧由执政协调。地方权力机关有省议会和市议会。地方商人群体可以通过这套协商机制将王侯将相“逼得发疯”。市场经济在不受到王权的干扰的条件下自由发展。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商人的利润并保护他们获取的利益。实践证明，出身商人的官员，往往将商人的行为和准则带到行政管理中来，他们的行政工作，就像他们在生意场上，他们揣摩谈判对象的情绪变化，保持沉着冷静，建立高效的人事关系网络，对资讯进行迅速评估，尽可能了解对方的动机，洞察幕后情况，最后统统都归结为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妥协。市场机制促进了投资，并富国强民。据资料显示，在当时的职业登记中，投资者的职业出现的次数最多，而纳税最多的人，在阿姆斯特丹，包括23个股东，30个商人，30名市政官员，3位酿酒师，1位制造商。“国家就是为私人资本的增值服务的”在标准的市场制度的形式被确定后的市场经济运转过程中，大资本总是用不正当的或非法手段来欺压小资本，以实现快速扩张，政府经常在保护谁的私有财产上左右摇摆。斯密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荷兰政府对市场经济转型和调适也是煞费苦心。首先是制定并执行对私人资本十分宽大的税制。当时，个人捐税中以仆役税占首位，具体税法中规定：雇佣仆人1名需要纳税5佛罗林16苏；雇佣2名纳税10佛罗林6苏；雇佣3名纳税11佛罗林12苏；雇佣4名纳税12佛罗林18苏；雇佣5名纳税14佛罗林14苏。这是一种明显的递减税率。显然，雇佣的仆人越多，仆役税就越低，这有利于大资本家。另外，所得税率只有惊人的1％的水平，同时规定利润低于300佛罗林者不纳税。最后，凡是没有固定收入，依靠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