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下很多古装影视剧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皇宫里的太监手捧一卷金灿灿的圣旨徐徐展开，大声念出皇帝的旨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而，实际上，这句话不仅在断句上有很大的错误，在所用的时代上也有出入。直到宋代才通称帝令为“圣旨”在古代，真正的圣旨外貌多样，并不都是金黄色的一卷布，金属、石头、竹片、纸张都曾经是圣旨的载体；圣旨写作格式也各不相同，有的是规规矩矩按格式写，也有的随意洒脱想到什么写什么；就连圣旨的叫法，在很多朝代也不是“圣旨”。开始的时候，皇帝颁布的命令并不会被称为圣旨。反而是臣子们，因为对帝王的仰视，经常会将“圣”字挂在嘴边，自然而然衍生出了“圣旨”这样的敬称。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最早可以检索到“圣旨”一词是在汉朝蔡邕《陈政事七要疏》：“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无以或加。”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圣旨大观》一书中有这样的表述：相传炎帝见嘉禾而作“穗书”，黄帝见景云而作“云书”，少昊作“龙凤书”，帝尧作“龟书”，皆可视为“圣旨”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圣旨按其类别被称为“命”“令”“政”。直到宋代，皇帝和大臣们才开始通称帝令为“圣旨”。元朝戏曲繁荣，帝王故事、历史演义屡屡被搬上舞台，“圣旨”也随之成为了妇孺皆知的词语。各代的圣旨开头并不相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满足于王的称号，于是定名号为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其玉玺上就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昭示其合法性。汉承秦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皇帝制度。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汉代最为重要的一类诏书的开头应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魏晋南北朝时的诏令与汉代相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存这一时期的皇帝即位诏书中多有“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一语。此中的重要原因大概是当时朝代更替频繁，做皇帝的都十分注意强调其统治乃天命所归，他人不得窃夺罢了。唐代诏令一般由中书省（多为中书舍人）起草，门下省审核颁行，门下省的审核颁行有严格的规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之；小事则署而颁之。由于是门下省审核颁行，故而其所颁行的圣旨正文开头往往是“门下”两字，例如《肃宗命皇太子监国制》的开头就是“门下，天下之本……”皇帝本人则大多喜欢用天命所归之类的字眼作为圣旨的开头，，如德宗即位册文有“昊天有命，皇王受之”。肃宗即位敕称：“朕闻圣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时……”其效果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八个字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宋代皇帝的诏令，不论事情大小，“非经二府者，不得施行”。二府指中书门下和枢密院。诏令起草工作都是由中书门下议，而后命学士为之。故许多重要诏令开头与唐代一样，都是门下二字。到了元代，以蒙古语为国语，用蒙古文下达的旨意称为“圣旨”，用汉文下达的旨意称为“诏书”。蒙古族的最高天神是“长生天”，所以元代不论是“圣旨”还是“诏书”，开头都会写上一句“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作为固定开头。朱元璋开始使用“奉天承运”元代末期，朱元璋揭竿而起，建立了大明政权。在朱元璋看来，元代气数已尽，自己结束了元代的暴虐统治，是顺应天道的，所以非常喜欢用“奉天”这个词，动不动就跟人家说自己是“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定都南京后，他将南京更名为‘应天府’，又将皇宫里规模最大的金銮殿取名为‘奉天殿’，甚至有时候还会自称是‘奉天法祖’。这里的法并不是指法律，而是指效仿；这里的祖也并不是指朱元璋自己的祖先，而是泛指整个汉族的祖先。虽然朱元璋这么喜欢“奉天”二字，但却不是从登基开始就敲定了圣旨的开头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他要做的首先是确立这个国家的制度，所以在他统治的最初十年里，他经常会写在圣旨里的词其实是“参酌唐宋”，而不是“奉天承运”。后来，随着政权的逐渐稳固，各方面的机制逐渐形成。朱元璋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把手拿的玉圭也刻上了“奉天法祖”的字样，又写出了《御制纪梦》一文，说自己梦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