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从解释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从解释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从解释论看物权行为与中国民法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德国民法的特有理论，中国的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现行法确立了物权行为制度，笔者对此持有异议，并想从解释论的角度予以辨明。一、如何解释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对此观点，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和评论。首先，如果立法者制定《民法通则》时并未考虑承认还是否定物权行为，其第72条第2款并未否定物权意思表示之语，只是在陈述客观现象，那么，笔者没有异议。如果论者把当事人双方关于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合意，作为构成买卖等合同的意思表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形成买卖等合同的效果意思由两部分构成，即由发生债权债务的效果意思和引发物权变动的效果意思组成，那么，笔者表示赞同。但如果论者是在遵循《民法通则》未否认物权行为，其第72条第2款就是规定了物权合意，承认了物权行为的逻辑，那么，笔者则持有不同见解。其次，如果此处所谓“物权合意”属于物权行为范畴，那么，笔者认为这是曲解了《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的本意，忽视了相关制度未体现出物权行为理论这一事实。由于法律制度并不是由各个具体的法律规范相加而成的总和，而是一个内容连贯的规则体系，其中的每一项规范都有其特别的意义。因此，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各个用语或句子的意义，同时还必须正确理解某些规则的意义以及各项规则之间的关系。我们“适用”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别的法律文句，而是整个法律规则，有时甚至同时适用若干项法律规则。所以，解释法律不仅要揭示某个具体的用语的意义，而且往往要说明整个规则组合的意义以及各个规范之间的关系。〔3〕这个思想及方法具体运用到解释《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的规定、《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上，就形成这样的结论：如果这些法律规定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那么，在相当的民法领域必然有相应的体现，相关的民法制度必须予以衔接和配合，否则，就不宜得出法律承认了物权行为制度的结论。事实是，我国现行法在相关制度上无此衔接和配合，兹分析如下：（一）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二）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不被追认时的法律效果《民法通则》第61条第1款规定的民事行为无效、被撤销后的返还财产，须是以不当得利为其法律基础，对《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返还财产也应如此理解。但是，若把返还财产的法律基础定为不当得利，那么，《合同法》第58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的规定，就显得不可思议。因为，不当得利中的所谓“利益”，既可以表现为有体物（所有权）的类型（侵权行为引起的不当得利类型，常有其表现），也可以表现为“差额”的利益形态（给付不当得利中时有发生），还可以表现为定量化的价值（添附造成的不当得利类型的利益形态）。无论何者，都“能够返还”，且“有必要返还”，除非债权人免除此项债务。如此，《合同法》第58条规定“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不是莫名其妙吗？！其实，只要我们不按《合同法》承认了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来解释，其第58条规定的各个层次就各有妙用，意味深长：如果财产为有体物并且继续存在，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该有体物所有权复归于给付人，从权利的角度看，所谓“返还财产”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如果该有体物被受领人消费或者变卖，或者给付本来就是劳务，那么，形成“不能返还”，就“应当折价补偿”。虽然仅就文义，可以将“应当折价补偿”解释为损害赔偿的性质，也可以寻找不当得利的法律基础，但从体系解释的方面考虑，因第58条后段规定有“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所以，只有把“应当折价补偿”的法律基础解释为不当得利，才符合逻辑。如果双方均有所给付，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时，当事人愿意采用“差额”法返还不当得利，即“应当折价补偿”的法律基础为不当得利，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返还”给付的原物了。（三）合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