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摘要：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与社会文化变革密切相关，并遵循着一定时期社会的文化路向。考察近现代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从清末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到民国时期的“民主共和”、“三民主义”思想，直至20世纪后期的“科学人文主义”思想，它们在课程宗旨、课程内容乃至课程实践方面均对师范教育课程改革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留下了特定时期社会文化变革的烙印，鲜明地反映出文化变革在师范教育课程上的价值诉求。同时，不同时期的师范课程改革也顺应了社会文化变革的需要，表现出师范课程改革自觉的文化意识。关键词：百年，师范教育，课程改革，文化，路向中国师范教育肇始于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师范院，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作为定“群学之基”的师范教育，它不是中国传统教育按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历史产物，相反，它是随着西方现代教育的植入而逐渐萌芽、发展起来的。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社会文化诸如“中学”与“西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相互间的冲突与变迁，深刻地影响着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中西方课程改革理论发展表明，对课程改革实践性质的理解需要从技术的理解转向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需要从课程改革实践的社会文化性来揭示课程改革的动因和发展的方式”[1]。因此，从文化角度去剖析中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有助于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历史，对当前教师教育课程改革也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一、“中体西用”思想与清末师范教育课程改革在中国近代史上，“中体西用”思想是人们对待中西文化时遵循的指导思想。早在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初步勾勒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基本框架。而后，为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引进西学，不论是洋务派，还是早期改良主义者，甚至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都对这一思想继续进行了探讨、阐述和发展，逐渐使得“中体西用”思想被纳入哲学范畴，并指导人们从哲学高度来认识中西文化。至1898年5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充分阐述和论证，遂使“中体西用”思想的时代特色和阶级特性明朗化而最终确立下来。“中体西用”思想的核心，是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学”和代表西洋文化的“西学”在价值和功用上加以区分。例如，中学是“体”，西学为“用”；中学是“本”，西学为“末”；中学是“道”，西学为“器”；中学是“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用来“治身心”，西学用来“应世事”，等等。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略有高下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道”，而西学只是“末”、“用”、“器”，但同时又强调这二者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在这种二元思维模式里，中学所指向的伦理价值和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被统一为一个整体，因此，“中体西用”思想被认为是“传统和现代两种价值理性的混合物”[2]。遵循“中体西用”思想，清末师范教育课程进行了如下改革：一是在课程宗旨上突出“中体西用”思想。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3]。具体反映到师范教育上，《奏定学堂章程》强调：“孔孟为中国立教之宗，师范教育务须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不可稍悖其旨，创为异说”；“尊君亲亲，人伦之首，立国之纲，必须常以忠孝大义训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性纯良”[4]（p16），等等。二是课程内容强调以“忠君”、“尊孔”为核心来组织，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课程在师范教育课程中所占比重较大。《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师范学堂的课程科目、课时分配和教学要求等。初级师范学堂课程共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教育学、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习字、图画、体操等12门。然而，修身、读经讲经课时占12门课程总课时量近三分之一，远远超过包括教育学科在内的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