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汉语言吴少冰20060103009汉语词类百年研究综述摘要：汉语词类问题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争论的热点。从《马氏文通》至今，虽几经反复，犹未有定论，大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把自《马氏文通》以来人们关于对词类的认识成果的论述加以搜集、整理，对此作一个简单的综述。关键词：汉语词类近百年研究历史一、《马氏文通》至文法革新讨论之前的汉语词类研究1898年的《马氏文通》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汉语词类研究的真正开端。从1898至1938的四十年的时间里，汉语语法学处于草创之时，同样对汉语词类的研究也处在新生阶段，既有不少建树，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一时期的汉语词类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言词类的研究；一是对国语白话文词类的研究。前者以《马氏文通》为代表，后者以《新著国语文法》为代表。这一时期词类研究的两个共同倾向：⒈模仿倾向；⒉各家对词的分类标准普遍重视不够，不少人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一些词的归类上。同时也存在着两大分歧：⒈词无定类和词有定类的分歧；⒉分类标准：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二、文法革新讨论至建国前汉语词类研究1938年的文法革新讨论冲击了语言学界的模仿体制，给汉语词类研究带来了转机。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建立自己的词类体系，是这时期汉语词类研究的共同倾向。由于各家都比较注意从汉语本身特点出发，这时期的汉语词类观体现了较多的分歧点：⒈有关分类标准的分歧：这一时期，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三种：一是王力、吕叔湘的“意义说”；一是方光焘的“广义形态说”；一是高名凯的“三条标准说”。⒉有关词类划分的分歧：吕叔湘、王力、高名凯对词类进行不同划分。文法革新讨论使人们开始注意汉语的自身特点，因而在词类研究上也突破了不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词的分类比以前更为精细；词类的体系更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开始注意到了词类活用和兼类问题。但是，在革新的成就中也隐藏着一时难以避免的不足，主要是：模仿风气1虽被大大冲淡，但并未绝迹；在划分词类时，仍过于强调词汇意义这一条标准，而对其他标准则重视不够，而未能出现依据广义形态拟定的词类新体系；大多数学者只重视句法，因而对词类的研究并没有付之多少心血，所以词类的研究成果并不显著。三、当代汉语词类研究建国头两年，国内虽然出了几本语法书（如《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但在词类研究上基本沿用旧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解决汉语词类问题已成为可能。于是一九五三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词类问题的讨论就在《中国语文》上展开了。这次大讨论避免了以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差，即不单单给词作简单的分类，而开始涉及到了汉语词类的原则性问题即汉语的词能否分类及其分类的标准。在汉语的词能否分类的问题上，王力、吕叔湘、胡附、文炼等多数学者持肯定汉语词类的可分性的观点占了上风。在分类的标准问题上，各家争执的中心是汉语的形态问题。最后，多数学者取得了相对一致的意见，提出了区分词类的一般标准：（１）词汇意义；（２）形态标准；（３）句法标准。这样就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汉语词类研究的前提问题。词类问题的大讨论，为词的分类和归类提供了指导性的原则。很多学者在各自的论著中给汉语的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归类尝试。其中“文革”前影响较大的是《暂拟体系》（张志公主编）的词类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等著）的词类系统。十年动乱期间，整个语法研究陷于停滞萧条的境地。“四人帮”被粉碎后，语法研究又恢复了生机。这一时期，整个词类研究的特点是突破《暂拟体系》的框范，给汉语词类问题以新的阐述。这方面的力作是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和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吕、朱二先生为汉语词类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四十年来的当代词类研究总的成就是：进一步重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重视词类划分标准的探讨和研究；重视词类界划的研究和说明；重视词的兼类和活用的研究；重视每个具体词的语法功能的揭示，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动词用法词典》等，这无疑是对词类研究的深入。当代词类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是对如何把握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