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人的革命情怀孙中山于1907年被逼离开日本至安南，在河内设立革命机关，指挥进取两广，多次策划起义，均遭不利，遂于1909年5月转道欧洲赴美。国内革命运动由黄兴、胡汉民负责。应革命运动需要，赵家艺从日本回国，携重资到广西主办垦殖事务。当地官府知其与孙中山革命有关，多方阻碍，事未成。孙中山虽不气馁，但因资金窘迫，遂将自己处境告知赵氏两兄弟，家蕃、家艺在上海没有大量现款，就双双赶回家乡，变卖父亲遗留给他们的田产。为求尽快筹集大批资金，兄弟俩将大批田产按时值贬价出售，所得现款，汇交孙中山。[记者无名氏.五张珍贵照片展示孙中山与“宁波帮”的深厚情谊[N].宁波晚报，2011-10-07（A05）.]191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赵家艺一次就捐助三万元银洋，继续与国内外革命党人通声气，对同盟会旧人或党员有过往上海者，或有经济之需，家艺、家蕃皆倾力解决，甚或以变售饰物相助。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孙中山与张静江相遇时，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筹措革命经费。辛亥革命时期，湖商磬其所有支持革命党人。张静江追随孙中山，毁家纾难，从经费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先后捐出近20万银元。上海光复时张静江又为陈英士策划军需供应，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奇人”、“丹心侠骨”。张静江还把其舅父、南浔“四象”之一的庞青城推荐介绍给孙中山，庞青城加入同盟会后，几次捐巨款资助革命党人。庞元济在上海光复以及杭州光复等革命活动中都出巨资支助。上海光复后，为解决军费紧张，湖商在湖州会馆召集同乡开会募捐。共募集到一百万以上，保证了新生的沪军都督府站稳脚跟。二、身体力行参与各种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湖商亲自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杨信之、杨谱笙、王一亭、庞青城、张静江、周柏年、庞元济周佩箴、沈谱琴等人，先后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及其活动。杨信之把自已在上海的寓所，作为中部同盟会的秘密联络机关，并提供活动经费。庞青城是中部总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上海的别墅成为同盟会的秘密联络点，还一度成为同盟会财政部的临时办事处。周柏年在上海光复期间协助陈英士做了大量组织宣传工作，负责刻制光复军大印，张贴光复军布告，并参与敢死队进攻江南制造总局。许多湖州人跻身沪军都督府的成员，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湖商对上海光复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庞元济，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南浔人。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起，与人合资先后在杭州拱宸桥、德清塘栖(今余杭塘栖)开设世经、大纶缫丝厂和通益公纱厂。三十年秋在上海与人合资创办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