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的写作年代和寓意摘要：《蜀道难》是李白一入长安的作品，是李白送友人王炎入蜀而作，一方面表现了李白对朋友的真切关心和一往深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求仕不遇的感慨与感伤，真的是这样吗？一、众说纷纭的寓意关于《蜀道难》的寓意，由唐至今，主要有6种，兹述于后：其一，认为《蜀道难》是刺严武危害杜甫、房琯而作的。古人持此说的有唐李绰《尚书故实》、《新唐书·严武传》、唐范摅《云溪友议》等。其二，认为《蜀道难》是讽章仇兼琼而作的。古人持此说的有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洪迈《容斋续笔》等。当代学人聂石樵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蜀道难本事新考》重提这一看法。其三，认为《蜀道难》是为唐玄宗幸蜀而作的。古人持此说的有元萧士贇《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陈沆《诗兴比签》等。现代著名学者俞平伯在《〈蜀道难〉说》中力主此说。其四，认为《蜀道难》只是沿用乐府旧题歌咏蜀地山川，没有其它寓意的。古人持此说的有明胡震亨《唐音葵签》、《李诗通》，清顾炎武《日知录》等。林庚、冯元君在《中国历代诗歌选》中认为胡震亨说“最为精当”。其五，认为《蜀道难》是为送友人王炎而作的。首倡此说者为范宁，詹瑛、麦朝枢、梁超然亦赞成此说。王运熙的看法犹为引人注意，最初认为“第四说比较可信”，同时补充说“这是李白在长安为送友人入蜀而作。”最近与李宝均合著的《李白》认为：“很可能⋯⋯是李白送王炎入蜀之作。”其六，认为《蜀道难》“寄寓着功业难成之意”，寓意由讽喻别人转为写自己的仕途。持此说的有郁贤皓、安旗。安旗在《〈蜀道难〉求是》中认为《蜀道难》是送友人王炎而作的，但却认为重点是写李白自己“明时失路种种难言之情”。传统的说法主要是前四种，现当代学者的新说主要是后两种。二、关键问题——写于何时学者们众说纷纭的说法，看起来都有根有据，《蜀道难》作于何时，是我们对上述诸说作出评判的依据，也是我们理解其寓意的关键。作于何时弄清楚了，究竟为谁而作的问题、《蜀道难》的寓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主张《蜀道难》是刺严武的，写作年代应在宝应元年到广德二年（公元762——764年），李白于762年去世，此说早已为古人所不取，今人也无坚持者。主张《蜀道难》是讽章仇兼琼的，写作年代应在开元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公元739——740年），元萧士贇、清赵翼、现代学者詹瑛等早对此说存在的问题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述，此说亦可置之不论。主张《蜀道难》是为唐玄宗幸蜀而作的，写作年代应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俞平伯虽然主张此说，但他在《〈蜀道难〉说》附记中说：“此文写后承友人见示：汲古阁本《河岳英灵集》选有《蜀道难》殷璠序云：此集起甲寅，终癸巳。按，甲寅为唐开元二年，癸巳为天宝十二年。”国内学者尚无人能推翻《河岳英灵集》之序对时间跨度的说法，《蜀道难》为唐玄宗幸蜀而作的说法也就难以立足。主张《蜀道难》只是沿用乐府旧题，歌咏蜀地山川，写作年代应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前。过去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目前也已改变态度，如王运熙，在最近出版的《李白》（与李宝均合著）中虽坚持“这首诗是天宝元年李白初到长安时的作品”，但却认为“很可能是李白送王炎入蜀之作。”]实际上已倾向第五说。主张《蜀道难》是送友人王炎而作的，目前已成为学界大多数学者的普遍看法。第五说和第六说在《蜀道难》是送友人王炎而作上是一致的，写作年代都认为是在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时（开元十八年—二十年间，即公元731——733年）。李白曾两入长安是近年来李白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新旧《唐书》李白本传仅言及他于天宝元年至天宝三年曾入长安，“文革”前，稗山采朱金城说，首倡李白此前曾入长安一次，郁贤皓、郭石山等考订首次入长安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开元二十年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主此说，目前此说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但两说关于《蜀道难》的寓意在解说上还是有区别的，一认为讽喻别人，一认为抒写自己的仕途坎坷。综上所述，一二三说我们基本上可以置之不论，四五六说的共同点是《蜀道难》乃为送友人王炎而作，其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