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发生了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浪潮。尤其是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经济改革也进一步加快，改革成为了8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时期”里复苏和兴盛起来的文学也相应地产生了新的历史使命。经过文革的悲剧历史以后，纠正文革错误，否定极左路线，确定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制定一系列现代化的方案，使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社会的中心位置，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意识。在他们看来，用文学为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推波助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况且，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和“文以载道”的传统，在现代，同样文学与政治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50年代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言论控制使知识分子丧失了精神独立的地位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社会使命感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尤其是50年代以来同样形成了一种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传统。80年代的改革文学表现了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的精神。他们表现改革政策的必要与必然，注重对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弊病的揭露与批判，对于落后的思想观念的批评。在80年代初，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改革文学”的思潮勃然兴起，在1983－1984年间，描写社会变革的作品更是大量出现，形成了改革文学的创作高潮。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来看，改革文学的范围非常广泛：凡是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和命运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属于改革文学的范围，读者从中可以感觉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阶层精神风貌的急剧变化，感受到历史交替和变迁的艰难历程。改革文学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样，都是知识分子社会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的直接体现，它在文学的发生与演变上仍然是紧密地关联于非文学的即社会政治等文学外部的原因，而不是按照文学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一种非常清晰的文学现象，是社会现实政治在文学中的演绎，不仅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统一，同时，它们构成了时代的一个普遍的共名。这样一些文学现象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概括性。这些作品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充当了整个社会和民众的代言人的角色。文学常常提出尖锐的同时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现实的主题，引起普遍的社会轰动效应。蒋子龙是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家。《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了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改革英雄脱颖而出。乔光朴以改革英雄的形象受到普遍的关注和欢迎。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揭露旧的经济体制、极左政治路线的影响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并且制造了一个改革的乌托邦和神话，创造了一批大刀阔斧、叱咤风云的改革家的形象。《乔厂长上任记》具有典型的意义。它叙述了一个重型机械厂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生产停顿，人心混乱，成了一个烂摊子，乔光朴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毛遂自荐，出任厂长，立下军令状，当了厂长后，他以自己对现代大型企业的了解和先进的管理知识，以锐不可挡的气魄和才能，大刀阔斧地整顿队伍，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和奖惩制度，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很快改变了全厂的瘫痪状态，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这是最早的一篇自觉地“写四化，写四化的阻力，写克服阻力的斗争”的作品。在社会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乔厂长上任记》率先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文学幻想中承诺和兑现了改革成功的希望，它满足了主流话语重建希望的意图，也满足了读者对于改革的心理期待，因此，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当时有人评论说：“我们有意地冷落了一下那种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但我们并不嫌弃浪漫主义。要是说我们仍然欢迎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我们欢迎的正是蒋子龙这样‘深沉雄大’的浪漫主义。”1（阎钢《又一个厂长上任了》）它写工厂突破了以往“车间文学”的模式，把眼光从工厂、车间扩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小说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描写他的坚毅...